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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网专访刘合心老师
发布日期:  2018-09-25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作者:马凤霞 

 

  刘合心简介: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先后任职于周至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曾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理事,入选《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和《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

 

  出版专著:

  1、《古代建筑壁画艺术·陕西卷》2008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2、《韩城古代建筑壁画》2009年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3、《蒲编堂路氏剪纸》2011年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幸有母亲我才得以上学

 

  汉唐网:感谢您接受汉唐网采访,能跟我们谈一下您的学习经历么?有没有对您影响深刻的老师、长者?

 

  刘合心:1942年农历8月18日,我生于渭南市华州区下庙镇茍家庄一个贫穷的农家。父母亲终生务农,为了供养我和弟弟两人上学,父母亲辛勤劳作,节衣缩食,挖药材,还变卖了房前屋后的榆树、椿树和铜洗脸盆等家什。196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咸林中学读高中。当时,正是我们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母亲为了我的十元报名学费,我与母亲只好到生产队的会计那里去借贷。一些村干部则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钱就甭让娃上学,你是想叫娃读书当官呀?你们想当老太爷呀?叫娃甭上学了,还是让娃回家劳动种地挣工分吧。而我母亲回答说:只要娃想念书、能读书,学好了他将来能够为国家干事情,娃如果实在学习不好,念不动了,不想读书了,娃回来种庄稼也不迟么!母亲朴实而又有远见的这番话,始终激励着我发奋图强,学好本领。

 

  故乡茍家庄西距渭河约一公里,上小学时,我和一些男孩子常常到渭河边玩水、挖胶泥,用胶泥捏鸡、狗、兔和大轮车。每年春季谷雨节前,还在敬神用的黄表纸上画一只蝎子,然后把明矾融化在清水里,用麦穗蘸上明矾水后洒在画着蝎子的黄表纸上,明矾水与黄表纸起化学反应后变成了红色,似乎是蝎子被刀斩后流出来的鲜血。我一边洒着明矾水,一边口念着当地流传的童谣:“谷雨三月半,蝎子来上岸。岸上一把刀,专斩蝎子腰”。后来,我在磨墨练习写毛笔大字用的石砚台背面,用刻刀刻了一只被刀腰斩的蝎子图,蝎子四周还刻“金、木、水、火、土”几个字。60多年过去了,这方刻有腰斩蝎子的石砚台,几经曲折,还一直被我珍藏着(图1)。

 

 (图1) 童年时期用过的砚台

 

 

  渭南市华州区民间的皮影戏班子有十多个,每到过庙会或者农村人过红、白喜事的时候,都会请一个皮影戏班子来庆贺,甚至请两个皮影戏班子搭台同时演出,相互竞赛谁家的弦板敲打和唱腔音调好,演技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唱对台戏。童年时期,我不仅喜欢看皮影戏,还利用包装的硬纸盒纸板,自己动手刻皮影人物、道具,模仿着表演。

 

我在古建筑里上小学

 

  刘合心:我上的小学是下庙完小,教室就是过间厅。这所小学是利用清同治二年重修的西岳庙古建筑群改建的。华州西岳庙与李家堡村近邻,每年农历三月初八和八月初八,各地到西岳庙敬神祈雨取水的群众云集,李家堡逐渐形成一个集市贸易地,李家堡也改称“下庙镇”了。华州区的西岳庙和华阴巿的西岳庙,都是敬奉华山西岳神祗少皞帝的庙宇。过去,每年农历三月份,天气干旱缺雨,渭河以北的大荔、蒲城、富平、澄城、白水等县群众,渡过渭河到华阴市的西岳庙祈雨取水。过渭河后,人、车、牲口等,必须先在华州西岳庙吃住一宿,第二天早晨才能赶到华阴市的西岳庙敬神取水。群众俗称华阴市的西岳庙为“上庙”,而把华州的西岳庙则称为“下庙”。这是华州下庙镇名称的由来。

 

  华州西岳庙原来建在高台地上,占地面积约十亩。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墙,坐北面南,南北各有一个高大的城门洞与城楼。南城门两旁,各有一座明代用花岗石雕刻的蹲狮,高约二米。城墙内从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建筑依次为:南城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砖木结构、台口面北五开间戏楼,戏楼北是硬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过间厅”,过间厅外南面竖立着两个高约五米的铁旗杆和四、五座有龟趺座的石碑,另有四、五株古柏树;过间厅的北面东西两侧,各有五间厢房;过间厅正北是一座三开间花岗石雕刻制作的石牌楼,石牌楼东西两侧为钟楼和鼓楼;中轴线再向北是硬山式砖木结构五间厅,五间厅北东西两侧各有七间厢房,最后是硬山式砖木结构五间大殿。大殿内神坛上分别有彩绘泥塑西岳少皞帝、二郎神杨戬、三圣母和侍女等。这些彩绘泥塑像,1950年夏被拆毁时,我们一些男孩子还站在周围看热闹哩。五间厅以北的东西厢房和塑有彩绘泥神像的大殿,1949年之前被民国政府设立的“萊公乡”乡政府占用,后由下庙区政府占用。过间厅和五间厅均为学生上课的教室,而钟鼓楼、厢房和新建的两三幢平房,有上课的教室,也有教师的宿舍。西岳庙中轴线建筑以西,是一片空旷地,原是管理庙宇道士种麦种菜的庙产地,后改为学校的操场(图2),当时我年幼无知,不可能想到我读小学的学校,其实也是文物古迹。

 

 

  (图2)

 

  华州西岳庙在1958年大跃进的“大炼钢铁”中,两座铁旗杆被拆毁炼了钢铁,几通石碑也被砸烂烧了石灰。下庙完小后来改升为下庙中学,西岳庙的其它古建筑,在逐年扩建改造校舍中被拆毁殆尽。

 

遇见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

 

  刘合心:在下庙完小学习六年,学校的教育主任刘绍林先生,左右手都有先天性的残疾,但他用左手顽强地练习,能写一手刚劲老辣、雄浑俊美的毛笔大字,深得学生和学校附近村民的敬佩。我也很感恩他,因为我1956年小升初没考上,9月份开学我跟母亲正在地里拾棉花,看到别的同学拿着录取通知书高兴的到县城读书去了,我既羡慕又羞愧,忍不住伤心地哭着跑了。后来,我母亲就去找到了刘老师,刘老师允许我补习,到第二年我终于如愿考上,所以至今我非常感恩他。

 

  1957年在华县少华初级中学学习期间,教美术课的阎新立老师(图3),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勤奋敬业。他创作了大量华县和渭南地区的名胜古迹绘画,如韩城的“禹门消夏图”“韩城文庙”(图4)“司马迁祠”“华阴玉泉院”“华县少华山潜龙寺”“华县高塘会馆”“高塬水甜”“华县渭河抽水灌溉”等等(图5)。阎新立老师的油画、水彩画、山水、人物、花鸟、书法、雕塑和诗词,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1958年,他创作的油画“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参加“陕西省第一届中小学教师美术作品展”获二等奖。阎新立老师,还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从学生中挑选出爱好美术的几个学生,在学校义务办美术培训班,加强学生对素描、写生和临摹基本功的训练。阎老师培养的学生先后有21人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老师还用自己的微薄工资资助了多位贫困学生。我记得我设计的图案画和临摹淸代任伯年的一幅“教子图”人物画,曾得到阎老师的好评,老师给我的教诲和鼓励,让我温暖至今。

 

 

  (图3)

 

  (图4)

 

        (图5)

 

  刘合心:1962年,阎新立老师调到华县文化馆工作以后,他以美术宣传服务于社会为己任,以辅导群众美术和书法活动为天职,在渭南、华县、金堆城等地,多次举办书法绘画培训班,十多年间培养了一批职工和农民书画家,其中农民书法家郭天水在北京举办华县民俗展览时,曾受到习仲勋、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阎新立老师是渭南华州区群众美术和书法创作活动的领路人和奠基者。

 

  1963年高考前夕,阎新立老师还根据我本人的学习成绩情况,建议我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或者西安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这个愿望,却阴差阳错地让我考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

 

  1994年元月,曾经受业于阎新立老师的学生,集资举办了“阎新立先生美术教育作品展”和研讨会。4月,阎老师病逝后,我们这些学生又集资安葬并为阎老师树碑纪念。

 

  我的故乡渭南华州区,既有创建于清朝末年有“陕东学府”之誉的咸林中学(我的母校),也是全国著名的皮影之乡,还是著名的面花之乡,古建筑除拆毁的下庙西岳庙外,还有与少华中学(图6)比邻的文庙大成殿,我上中学时路上经常走过的郭子仪祠堂和郭子仪木牌坊等,那个时候只是敬仰这些乡贤人物,不曾想到很多年后,我会肩负起保护文物古迹的工作。

 

 

 华县少华中学毕业照(图6)

 

 

 

  汉唐网:刘老师您能谈谈在文物保护、文物鉴定这方面的工作经历么?

 

  刘合心:我与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工作结缘,始于在周至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图7),五十年的文博工作经历可以概括为个阶段。

 

 

 

  (图7)

 

 

 

在周至县文化馆工作的8年

(1970年至1978年)

 

  刘合心:1968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12月就参加了甘肃军区在疏勒河办的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1970年10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周至县文化馆。我主管周至全县的文物保护、群众美术创作培训辅导和摄影工作。始与文物保护结缘,是经历了几个保护文物的事件。

 

保护千年古树和楼观台

 

  刘合心:1970年11月中旬,楼观台宗圣宫遗址上的老子手植银杏树,因东楼村村民为067微波站栽电线杆休息时,村民在银杏树洞内烤火而引发银杏树失火。村民报警后,我打电话请咸阳巿消防队派消防车前来灭火,我非常有幸能保护了这棵千年古树,这棵古银杏树虽然遭遇火烧,但它至今生长依然茂盛(图8)。1971年春,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陈全方、何修龄先生,共同到楼观台调查楼观台被周至县政府卖给067微波站一事,我们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写了调查报告之后,陕西省政府发文给周至县,这才收回了道教圣地楼观台。

 

  (图8)

 

征集到稀有的西周青铜重器和

填补上林苑长杨宫遗址研究的空白

 

  刘合心:后来,先后在周至为国家征集回西周青铜器王作姜氏尊簋、太师作孟姜餴簋、八毋父癸簋、饕餮纹鼎、编钟、母觯、饕饕纹爵等珍贵文物。这些西周青铜器,是研究西周诸侯国申国和豆国的重要实物;我还调查研究征集了秦汉时期上林苑长杨宮遗址出土的秦代夔龙纹空心砖、汉代行虎纹砖、朱雀纹、玄武纹以及近百件秦汉瓦当文物。还撰写了介绍研究文章,在《文博》杂志发表。它填补了秦汉时期上林苑中长杨宫遗址研究的空白。

 

  汉唐网:这些西周文物已经成为了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载体,您能谈谈当时是怎么发现它们的么?有没有文物背后的故事?

 

  刘合心:在周至县文化馆工作的八年中,先后为国家征集汉代、西周、元代的各类文物百余件,最重要的是西周青铜器,有鼎、簋、爵、编钟、觯(zhi)、斗、钺、戈等十五件。1972年11月,周至竹峪镇下仓峪村村民平整村西南崖坡地和村东苍峪沟西坡地时,先后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我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到哑柏镇有三十里平原路,再从哑柏镇到竹峪镇的下仓峪村,还有十五里路的上坡路,我在村民邓忠德家征集到“太师作孟姜餴簋”。12月又在下仓峪村村民刘天祐家征集到编钟两件;1973年10月,周至终南镇豆村征集到在该村北马家坡拖拉机耕地时,出土了八母父癸簋、饕餮纹圆鼎、云雷纹簋、云雷纹爵、斗等七件。我闻讯后,当即骑上自行车,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到豆村。在豆村村委会办公的戏台上,我向豆村二万多村民宣传讲解了文物法规政策,在村委会干部的协助下,将出土的七件西周青铜器上缴到县文化馆收藏。1974年3月,我又在周至竹峪镇下仓峪村谭凤章和邓国钧家分别征集到铜鼎、“母”觯(图9)、钺、戈等文物。

 

  “母”觯(图9)

 

青铜重器揭开申国的面纱

 

  1974年6月5日,在周至县城关镇废品收购站征集到“王作姜氏尊簋”(图10)。

 

 

 

 

  (图10)

 

  刘合心:“王作姜氏尊簋”,是1974年3月份,周至县城关镇八一大队何家村村民何德成、何广才两人,在村子东北麦地里,为本村一死者挖墓穴时,在距离地面约四尺深的黄沙土中发现的。后来他们将这件铜器当废铜卖给了城关废品收购站。6月初的一天,城关废品收购站的收购员老赵在街道上碰见我,说他们收到一个像盆子一样带满绿锈的铜器,不知道是啥古董,让我到收购站门市部看看。我随即和老赵到废品收购站,老赵把铜器取出后,我认为是文物应缴文化馆收藏,于是按照当时收购废铜的价格,每斤一元五角,再加上二角钱的手续费,共付给废品收购站19.03元。我将铜器带回文化馆后,经过清理,发现在铜器的内腹底部和器盖内都铸有“王作姜氏尊簋”铭文。簋高25厘米,口径20厘米,腹围80厘米。两耳作兽形,口沿和盖均饰目云纹,圈足饰斜角雷纹。这件“王作姜氏尊簋”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作之器。

 

  从周至发现的“王作姜氏尊簋”“太师作孟姜餴簋”(图11)以及眉县与周至相连的上青化乡一带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我研究后初步判断,今周至黑河西岸以西到眉县汤峪河的东岸,渭河南岸以南至秦岭北麓的这一地域,是西周中晚时期姜姓诸侯国申国的势力范围,申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西周王室,为申妃。周王室才会铸“王作姜氏尊簋”送给申侯。到了周幽王时因宠爱褒姒,冷落了申国的姜妃,引发申侯的不满,后来,申侯借用犬戎的兵力,欲教训一下西周王室,不料犬戎兵攻进丰镐京城后,大肆烧杀抢掠,丰镐京城被毁,西周王室只好东迁。申侯引狼入室的结果是,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太师作孟姜餴簋”(图11)

 

 

 

八母父癸簋面世豆国浮现

 

  1973年10月,在终南镇豆村村北马家坡出土的“八母父癸簋”(图12)等七件西周文物,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盗墓分子陆续在豆村村北马家坡盗掘的大量各类西周文物的情况判断,今天周至黑河东岸以东到西安市鄠邑区的涝河西岸,渭河南岸以南至秦岭北麓的这一地域,应该是西周时期诸侯国豆国的势力范围。

 

 

 

 

  “八母父癸簋”(图12)

 

  刘合心:综上所述,我在周至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前后征集的这批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重器,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它们是研究西周时期诸侯国分布情况的珍贵实物。

 

 

 

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的16年

(1978年至1995年)

 

参与汇编陕西省最早的文物法令政策《文物工作手册》

 

  刘合心:我由周至文化馆调到陕西省文化厅文物处工作后,主管着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古建筑保护与维修项目的立项审查、拨款、验收等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陕西省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当时每年仅有七八十万。根本是杯水车薪,只能是洒胡椒面式的拨款维修,与近年每年用于古建维修保护的经费数亿元不可同日而语。这16年,先后加固维修的有彬县开元寺塔、礼泉香积寺塔、永寿武陵寺塔、周至瑞光寺塔、澄城精进寺塔、榆林凌霄塔、歧山太平寺塔;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大殿的维修、西安城墙北城门楼维修、渭南市华州区文庙大成殿、禅修寺大殿、桥上桥的维修、周至楼观台斗姆殿、洛南县文庙、延安革命旧址(凤凰山、杨家岭、桥儿沟延安鲁艺旧址、南泥湾旧址等等)、琉璃塔的迁建,略阳县江神庙、灵岩寺等等的维修。二是调研并制定下发了对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筑控制地带)的文件;调研审查并上报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三是参与扶风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的保护以及后来发掘清理唐代地宫文物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来陕瞻仰法门寺出土佛指舍利后写的“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出土赞歌”诗中有“示我录像幻灯片,恍如置我唐贤间”两句,说的就是我。我把拍摄的法门寺地宫文物照片制作成幻灯片后,在陕西省政府会议室为赵朴初和周绍良等先生放映的这件事。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期间,除了完成日常行政工作之余,我还参加《中华名匾》《中国名胜词典》《陕西文物精华》《法门寺》《陕西省志·文物志》等书的编写。

 

两次印象深刻的古塔调查经历

 

  汉唐网:在保护研究、调查拍摄陕西古塔的过程中,有没有有趣的故事或者考察过程非常艰辛、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

 

  刘合心:我到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后,每次看到报刊杂志上,对陕西田野里现存古塔的数字、名称、时代、高度等说法不一,有说一百多座的,有说二百多座的等等。作为一名陕西文物管理保护的工作人员,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搞清楚陕西田野里现存古塔的保存情况和数量。于是,开始了漫长的陕西古塔研究、调查、拍摄、记录、搜集资料等工作。在保护、考察、研究陕西古塔方面,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陕西较早拍摄、考察并计划出版陕西现存古塔的一位先行者。在周至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我就拍摄了周至的瑞光寺塔(俗称八云塔),大秦寺塔,仙游寺法王塔、守贞塔、见明塔、普通塔等。1984年10月31日,在《陕西农民报》上发表“陕西名塔”一个整版的图文,介绍了陕西古塔的情况。1988年,并编排好《三秦古塔》一书的样稿,请书法家薛铸先生题写了书名,准备出版(图13)。

 

 

  (图13)

 

  要说考察陕西古塔经历中的有趣的故事还比较多,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对志丹县境内的古塔考察。一次是1986年9月25日考察志丹县义正乡石湾村的塔林。石湾村塔林(图14)距离旦八镇有三十多里,不通汽车,仅有一米左右宽的山峁土路可走。于是,我和志丹县文管会袁继峰同志在旦八镇每个人各租借了一辆自行车,吃完早饭即骑着自行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峁路向石湾村进发,骑车30多公里,到达石湾塔林后我们俩人顾不得休息,对现存的八座砖塔逐一的测量并拍照,我与袁继峰同志,还在石湾村走访了一位70岁的老人侯占彪,据老人回忆原来这里有14座砖塔,由于天长日久,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现仅存8座,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座方形残塔。九塔湾原名“卧虎湾”。当地民间流传有:“牛头山,卧虎湾,要知此处,大刀呼必显”的传说。待调查拍照工作完成后已到了晚上。陕北的九月末,夜里较冷,山路没有装路灯,我俩又饥又渴摸黑骑自行车,朝着附近仅有的一处亮着灯的方向走,我们运气非常好,这是一家农户,还有幸吃到了一碗荞麦面做的面条。归来时,明月初上,又顺着弯弯曲曲的山峁路,路旁便是深沟,返回了旦八镇。至今想起这次骑自行车夜行陕北的山峁路,还真有些后怕呢。

 

 

石湾村塔林(图14)

 

 

在陕北深山老林里发现省保单位

 

  刘合心:1989年10月30日,考察义正乡盘龙寺石塔,关于盘龙寺石塔的信息,是我和志丹县文管会的袁继峰同志在义正乡林业站打听到的,我俩随即雇用了林业站用的一辆帆布棚北京吉普汽车,翻山越岭,甚至下车步行,在司机的引领下,才找到盘龙寺石塔(图15)。它位于陕西省志丹县与甘肃省华池县交界的豹子沟深山丛林中,寺院建筑早已毁废,残垣断壁,树木丛生。仅剩石塔一座,石碑一通,石旗杆两个。石塔是明代成化十一年(1475)所建。这座盘龙寺石塔,因它临近两省交界附近的人迹罕至树林中,所以陕西省的两次文物普查工作,均未被发现。盘龙寺石塔被我和袁继峰发现后,《中国文物报》和《陕西日报》曾有报道。为了更好的保护盘龙寺石塔,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盘龙寺石塔现在已经搬迁在志丹县县城北。志丹县的石湾村塔林和盘龙寺石塔,1992年已经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盘龙寺石塔(图15)

 

首提土塔和石刻造像塔这一概念

 

  刘合心:多年来,我还搜集到已经消失或者还存在的陕西古塔历史照片四十余幅(图16)。最早考察拍摄了洛川的上兰村和下兰村、合阳的罗山寺和露井一带以及韩城境内龙亭等地的一些土塔,考察拍摄了黄陵双龙万安禅院石窟、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志丹县吕川石窟内的石刻造像塔。并且,在调查拍摄陕西各地古塔的过程中,首先提出“陕西土塔”和“石窟寺石刻造像塔”这一概念。陕西境内现存的土塔较多,这是陕西黄土高原地域独有的一类风水塔,是明清时期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从此以后,陕西各地的文物管理部门,才重视了对土塔的调查登记。

 

 

 

 

 

  已消失的陕西古塔(图16)

 

 

  1991年2月2日晚,在整理陕西古塔图片和资料后,时已深夜,夜不能寐,提笔试填“虞美人”词一首以明志。

 

  三秦古塔知多少?

 

  为寻根探源,

 

  耗费了心血廿载,

 

  哪畏山高林密路途遥。

 

  雄心壮志未动摇,

 

  踏遍三秦地,

 

  伏书案细整资料,

 

  如今功半还需努力干。

 

  刘合心:当时的韩城市周原村大禹庙,曾经是周原村生产队存放物品的库房,我去了现场,看到很精美的彩绘泥塑、壁画等,大殿石柱上刻有“元大德五年·······”的纪年,但当时还没有申报为陕西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11月份,为了申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亲自到韩城市考察周原村大禹庙(图17),与韩城市博物馆的馆长屈海浪、拍摄录像的小雷一起,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完成了周原大禹庙建筑、泥塑和壁画的拍摄、录像及编写申报文字的工作。屈馆长、小雷和我又亲自到韩城市广电局,通宵为申报的录像带配音乐。后来,周原村大禹庙的申报资料,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后上报国务院,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察、拍摄周原村大禹庙(图17)

 

陕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小故事

 

  汉唐网:听说西安南大街新建的楼房高度不能超过钟楼的36米高,这条规定是您参加制定的,能谈谈当时情况么?

 

  刘合心:这16年的文物保护工作,我个人有一点感想和遗憾。除上面谈到的取得有成绩的具体工作外,对陕西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较成功的是参与对韩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在省建设厅、财政厅及各级政府积极参与配合下,在韩城古城以北另辟新城,新、老城分开,使韩城古城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元、明、清时期的古城风貌。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教训颇多,比如钟楼邮局大楼建设时未经文物部门批准,造成与四周环境建筑不协调,如图18。原来设想除已经公布为国保单位的西安城墙、四个城门,钟楼和鼓楼之外,在城内还应该保留西大街五味什字和冰窖巷以姚氏民居为主的一批明清民宅区,鼓楼北至西安市政府一带的回族民宅院落。这两片明清民居都被以后的西安旧城改造彻底拆毁,旧貌换新颜了。基于以上教训,所以在后来的西安南大街改造时,对南大街新建筑的高度作了一点限制,即南大街新建的楼房高度不得超过钟楼的36米高(西安南大街旧貌,图19,明代西安新城北城门洞,图20)。今天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仅保留了明城墙和钟鼓楼,其余皆为现代高楼大厦的城市。

 

 

  

  (图18 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安拍摄:《西安晚报》记者王凌)

 

 

 

  西安南大街旧貌(图19)

 

 

  明代西安新城北城门洞(图20)

 

 

 

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工作的8年

(1996年至2003年)

 

  刘合心:这8年为了摸清陕西馆藏文物的家底,主要负责全省文博单位馆藏历史文物的鉴定定级工作。并涉及公安和海关查获文物的鉴定定级。

 

  1:1996年6月,配合参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对陕西各地博物馆的館藏历史文物一级品(包括部分二级品)进行鉴定确认。专家组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陕西全省共确认出一级品文物3526件(组),在这三千多件(组)一级品文物中,初步确认有123件(组)为国宝级文物(图21)。

 

 

  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专家组(图21)

 

  2:由我主管的馆藏历史文物鉴定定级工作,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我退休止,先后对渭南、商洛、榆林和汉中四个地区,延安地区的黃陵县、黄龙县、洛川县,西安市的周至县、户县、高陵县、长安区以及陕西师大、西北大学、咸阳中医学院三座高校博物馆的馆藏历史文物,进行鉴定定级。过眼各类历史文物十二万余件,从中确定一级文物158件(组);二级文物405件(组);三级文物3263件(组)。每一年的鉴定工作总结和鉴定证书都归档案保存。在我主管的全省馆藏历史文物鉴定中,对以前在文物鉴定中被忽略了的明清字画、牌匾、印玺、竹木牙角杂项,都做了认真地鉴定定级。就明清以来的古字画而言,我们从三千多件明清字画中鉴定出珍贵字画338件(组)(图22)。

 

 

  1998年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在户县鉴定古字画(图22)

 

 

 

  3:参与几起珍贵文物大案的鉴定定级:

 

  一:1996年4月份,西安巿公安局未央区分局查获西安北郊出土的三尊北周彩绘描金汉白玉菩萨石造像案,均定为一级文物。

  二:1996年5月份,西安市公安局查获从富平县佛舍村盗掘出土的金代琉璃棺椁案,定为一级文物,现藏于西安博物院。

  三:1996年6月份,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文物稽查大队查获盗卖北周“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案,“天元皇太后玺”金印定为一级文物,现藏于咸阳博物馆。

 

唯一存世的“皇太后玺”实物

 

  汉唐网:目前,皇后玺印发现的实物很少,能谈谈您经历的北周“天元皇太后玺”金印鉴定过程么?

 

  陕西发现的皇后玺印有三枚,一是“皇后之玺”(图23),西汉初期,阴刻玉质螭虎钮。1964年在咸阳狼家沟(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长陵附近)被14岁的学生孔仲良在水渠旁发现。后由其父捐献给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二是“朔宁王太后玺”(图23),东汉早期,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时,出土于汉中市略阳县阳平关,金印,阴文龟钮。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新莽之末,隗嚣据陇西,自称西州上将军,开始时归属于刘秀,不久叛投在益州自立为天子的公孙述。兴龙七年(31),隗嚣被封为朔宁王。“朔宁王太后玺”应该是公孙述割据政权授予隗嚣母亲的玺印。现藏重庆市博物馆。三是1996年6月份,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文物稽查大队,查获北周武帝孝陵被盗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图23),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的王翰章、吴镇锋和我等人一同到咸阳,对这枚金印作了鉴定定级。“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1993年8月初,以胡军录、胡卫卫、朱七年、朱岑等盗墓团伙,在盗掘咸阳北塬上北周武帝宇文邕与武德皇后的合葬墓孝陵的过程中,盗墓者朱岑趁同伙不备,偷藏了金印。后來,朱岑欲以230万元的高价出售金印时,被咸阳公安人员查获。据"周书"记载,这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使用的朱文官印,阿史那氏28岁时武帝崩,太子宇文赟继承皇位,为周宣帝,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大象元年(579),周宣帝传位给太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第二年(580)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所以,这枚“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大象元年2月到大象二年2月阿史那氏皇后被尊为“天元皇太后”时期所用的后玺。隋开皇二年(582),三十二岁的阿史那氏皇后死后附葬在北周武帝的孝陵。“天元皇太后玺”金印,印高4.7厘米,印面边长4.55厘米,重802.56克。獬豸钮,钮与印台分铸后用榫卯镶嵌而成。“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我国国内首次出土的皇太后金印,也是目前清代以前唯一存世的“皇太后玺”。这枚金印,对于研究我国印学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藏咸阳巿博物馆。

 

 

  (图23)

 

鉴定汉代国库遗宝金饼219枚

 

 

 

  刘合心:2000年元月份,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局查获西安北郊谭家堡出土的219枚西汉金饼案,全部定为一级文物。陕西文物鉴定组后来还编写了清理报告,在《文物》与《文博》杂志上发表。

 

  汉唐网:您能谈谈这批金饼发现的情况和鉴定情况么?当年是怎样的工作程序,大家都比较好奇。

 

  刘合心:我参加了这批金饼的鉴定、整理、拍照等工作。2000年1月,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就接到局里的电话,让我赶快返回单位,说有一批重要文物需要鉴定。陕西省文物鉴定组的呼林贵、徐进、尹夏淸、徐涛和我几个人,乘车来到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区分局办公楼的二楼,公安局的领导首先介绍了他们最近在西安北郊谭家乡新华砖厂追缴的219块金饼的情况。1999年11月2日,新华砖厂在取土坑的东北坡地上推土时,第一次发现金饼坑(图24),金饼被砖厂的推土机司机和民工们哄抢一空,有抢到一块的,有抢到五、六块的,最多的是推土机司机赵浩学抢到了三十块金饼。有的将金饼藏到住宿工棚的杊眼里,有的藏在被子里或枕头下······西安巿公安局未央分局闻讯后,出动干警160多名,立即赶到现场,全力追缴被哄抢的金饼。有一个抢到十九块金饼的旬阳县王姓民工,带着金饼连夜乘火车回家。这位民工下火车后刚到家,西安市未央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已经先到他家等着他呢,收缴了被哄抢的金饼。这次共查获93枚金饼。11月5日早晨,推土机司机李玉红在第一次发现金饼坑不远处推土时,又发现了埋藏的金饼坑,共有107块金饼。因公安局的同志对砖厂的领导和推土机的司机讲了国家的文物法规,所以推土机司机用推土机大铲将金饼坑盖住后,打电话告诉给未央区公安分局。后来,又陆续追缴19块金饼(图24)。

(图24)

 

  刘合心:鉴定组的几位同志,亲自到发现金饼的新华砖厂现场进行了考察,两坑金饼距离地表深3至4米,两坑相距2米多。坑的直径约0.5米。在未央公安分局办公楼,鉴定组的成员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对219块金饼逐一进行了清理、编号、拍照,并用电子称对每一块金饼的重量进行了称重、记录。每枚金饼的平均重247克左右(约合汉代重量一斤)。还对每块金饼上的戳印、符号和刻字都作了详细记录。

 

  这两坑金饼的埋藏地址西距西汉长安城清明门遗址约四公里的偏东南方向,原来这里是一处汉代中小型墓葬区。经我们查阅历史文献资料认为,谭家乡的这批金饼,应该是西汉国家庫存的金饼。西汉国庫的金饼被埋藏到汉长安城外,应该与新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攻进长安城的战乱有关。

 

  西安北郊谭家乡出土的219枚西汉金饼,是目前国内发现金饼最多的一次。它对于研究西汉时期黄金的铸造、储备等,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西汉时期的这219块金饼,经过省市文物部门协调后,决定由西安博物院收藏109块,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10块。

 

发现中国美术史考古上重要的石刻线画“捣练图”

 

  刘合心:1996年7月3日和10月7日,西安市公安局分别查获倒卖清代高其佩指头画“秋林饮马图”,郑板桥“真州八首诗”手稿以及清代沈铨“百鸟朝凤”花鸟画长卷等字画的鉴定定级。郑板桥的“真州八首诗”手稿(图25)与1962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郑板桥集》里“真州八首诗”相对比,其中有十八处不同,应是郑板桥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后作了修定。“真州八首诗”手稿是郑板桥晚年所做,定为二级珍贵文物。沈铨的“百鸟朝凤”图长卷(图26),绢本未裱,长260厘米,寛34厘米。左边落款“南蘋沈铨製”并盖有印章两方。遗憾的是落款处残缺了三分之一。“百鸟朝凤图”长卷,构图严谨,画工精细,设色淡雅,百鸟的造型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是沈铨花鸟画的妙品,确定为二级珍贵文物。

 

郑板桥的“真州八首诗”手稿(图25)

 

 

清代沈铨“百鸟朝凤”花鸟画长卷(图26)

 

  刘合心:2000年11月13日,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呼林贵、徐进、徐涛、尹夏清和我一行五人,应长安县文管会和长安县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之邀,到长安县兴教寺鉴定因内外勾结而被盗的佛教文物。工作间隙,我们在兴教寺佛堂大殿前的一个放置假山的青石槽上,发现有线刻画。石槽长105厘米,宽59厘米,高42厘米,石槽壁厚7至7.5厘米。经过仔细辨认,石槽长的两面各刻一组线刻画“捣练图”(27),短的两面各刻线刻画“飞亷緾枝海石榴纹图”和“凤衔瑞草缠枝海石榴纹图”。第一组线刻“捣练图”,有九个人物,一个老年男侍和八个妇女,其中有四个妇女站在石砧旁手持细腰杵捣练,一个妇女扛着细腰杵,其余三个妇女有持扇子者,有拢袖者,另外有假山两处,阔叶乔木两株,小叶乔木两株,修竹三棵和竹笋一个,天空有飞翔的绶帶、鴛鴦、鵲鸟八只;第二组线刻“捣练图”,有六个妇女,三个妇女手持细腰杵站在石砧边捣练,一个妇女坐在石砧旁用手翻练,另外两个贵妇人一个右手持团扇,一个头戴莲花冠,袖手持帛巾,足穿云头鞋。有假山两处,茅草方形亭子一座,小叶乔木两株,阔叶乔木一株,芭蕉树一株,枯树一株,花卉两株。天空飞翔绶帶、鸳鸯、鹊鸟八只。这两组线刻“捣练图”反映的是春天妇女捣练的劳动场景。构图严谨,人物造型清秀。是初唐时期的作品。

 

捣练图(图27)

 

  兴教寺发现的这个刻有线刻画“捣练图”的青石石槽,是1985年长安县西韦村村民,在西韦村村北塬坡上(在兴教寺寺院东不远处)取土时发现的。后来兴教寺的常明法师,派人将石槽运回寺院后,作为放置假山的石盆使用。

 

  由于我喜欢画画,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是情有独钟。长安县兴教寺被盗的佛教文物鉴定和石刻线画“捣练图”考察完一个星期后,我邀请了西安碑林的老拓工姚金绪先生,利用星期日,自费到长安县兴教寺与常明法师协商后,首次拓印了三份完整的“捣练图”拓片。一份拓片交给兴教寺寺院收藏,另外两份则由我收藏。在完成日常的工作之余,我还临摹了这两组“捣练图”。同时,我还撰写了研究、考证的“陕西长安兴教寺发现唐代石刻线画捣练图”一文,发表在2006年第四期《文物》杂志上。

 

  唐代张萱曾画“捣练图”(存世作品是宋徽宗赵佶的临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人物造型和体态丰厚壮健,呈现盛唐时期景象。

 

  在长安县兴教寺院内发现的这两组初唐线刻画“捣练图”石槽,出土地是在长安县韦曲镇西韦村村北,而西韦村一带曾经是初唐时期,韦皇后韦氏家族的官邸,这个石槽应该是韦氏家族曾经使用过的遗物。这两组线刻画“捣练图”要比盛唐时期张萱所画的“捣练图”早了近百年。它是研究“捣练图”绘画艺术流变的重要实物。同时,它对研究唐代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和建筑等,提供了实物资料。石刻线画“捣练图”的被发现,应该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美术史考古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度花甲寄情书画,编书稿发挥余热

 

  汉唐网:刘老师谈谈您退休后的生活吧!

 

  刘合心:我可以说是退而不休(图28),发挥余热的16年,概括的说就是编书、画画和协助西安市团结村筹办“西安市团结民俗博物馆”(图29和30)。2007—2009年,我在西北大学出版社为陕西省政府金版工程读书《话说陕西(6卷本)》配图并撰写说明文。

 

  2017年9月在瑞士(图28)

 

 

  西安市团结民俗博物馆外景(图29)

 

  西安市团结民俗博物馆内景(图30)

 

  贵州省镇宁地区2004年11月发现的所谓“夜郎王印”,被国内一些新闻媒体操作得沸沸扬扬。2007年12月,“西安晚报”记者刘斌、呼延思正釆访了我,并且将这次釆访的结果写成专文,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贵州镇宁铜印并非夜郎王印”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各大网络上的大争论。为了辨明这枚铜印的是非真伪,我多次撰文,确认这枚“夜郎王印”绝对是道教符箓派或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巫师”,作法驱邪治病时,为符箓上盖用的“北极驱邪院印”,而非夜郎国的“夜郎王印”。

 

  2010至2012年受山西省高平市炎帝文化研究会的邀请,拍摄撰写《炎帝古庙》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参与了《陕西省志·文物志(重修)》玺印封泥一章的编写,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2—2014年,协助陕西省艺术馆和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编写了《陕西剪纸·西安卷》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图31)。

 

  (图31)

 

        现在正在参与国家出版局重点图书,即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陕西古塔全编(上、下卷)》一书的编写。另外,待出版的还有《陕西古匾额选萃》《刘合心摄影作品选》

 

  汉唐网:感谢您接受汉唐网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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