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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文博事业奠基——记郑振铎与王冶秋
发布日期:  2006-07-05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一、因为鲁迅而相识

    王冶秋在1948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白天听到郑振铎先生在沪失踪的消息,晚间忽然又看到许寿裳先生在台湾被人谋杀的电讯,这给我的并不是哀伤,而是极端的仇恨。”在王冶秋看来,郑、许两人只是因为清正不阿,为鲁迅多讲了几句公正的话,便遭到蒋介石政权的毒手,他在文章中对这种卑鄙的特务手段作了愤怒的控诉(后来才知道郑的失踪是一场虚惊)。那时,王冶秋与郑先生还从未谋面,他是通过与鲁迅通信,研究新文学运动而认识郑先生的。在他心目中,郑先生是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是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诤友,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建树超群,对其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是爱不释手。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年多后自己会和郑先生搭班子,共同开创新中国的文物事业,而且,两人愉快的合作一直延续到郑先生不幸去世。

    二、文物局的前身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央为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为解放全国建立中央政府作预演。在一次讨论进北平后几个方面的接管人选会议上,董老说,接管文物古迹的事就让王冶秋来搞吧!他不是喜欢拣些残陶、瓷片吗?是年末,王冶秋随文化接管委员会人员进驻良乡。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次日各接管单位进驻办公,文管会的文物部设在北池子66号,由尹达、王冶秋担任正、副部长,李枫、于坚和罗歌为联络员,他们先后接管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和“北平历史博物馆”,并开始征集革命文物,派人查看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筹备恢复;同时,为防止古物流失而紧急制定临时法令《为禁运古物图书出口令》和《为古玩经审查鉴别后出口令》,分别于1949年4月8日及1949年5月17日由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实行。1949年6月6日文物部并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名称改为“图书文物管理处”,王冶秋任处长,这便是后来文物局的前身。

    三、正副搭档志同道合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16日政务院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当时政务院厅局级人事安排是一正一副。一般正职由党外人士担任,党员任副职。那时文化部党的建制为“总支”,周扬任书记;文物局是支部,王冶秋任书记,以后文化部成立党组,王冶秋一直是党组成员。他不像解放初期有的党员干部那样,在非党干部面前摆老资格,身为副职却要大权独揽,相反,他在各方面尊重郑先生的决定。例如在处长和干部选用上,他完全听从郑先生的推荐与选择。而郑先生也不以权威自居,凡局里的大政方针都要两人商定,从不独断专行。50年代初,我时不时地在黄化门39号院内见到两人在无拘无束地交谈。这有诗为证,王冶秋在“悼念郑振铎副部长”组诗(1958年11月)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犹忆行前院里谈,殷勤约我去阿联。
         
不料如今成永别,音容面貌在庭前。

    更为难得的是两人处世修身的价值观一致。对事业尽心尽力,处事中相互尊重,强调发挥专家作用,对青年人鼓励栽培。例如,现在仍活跃于文化界的文博名人谢辰生和罗哲文先生,那时都还是涉世未深,颇具个性的党外青年学子,由于勤奋向学而得到他们的调教和大胆使用,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一直被他们称为“小谢”和“小罗”的两位,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文博文件的起草,以及重要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文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正因为两位领导人相处融洽,彼此支持,遂使那时的文物局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专注事业,不搞内耗,奋发图新,紧张和谐的工作氛围。这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全国性的文博管理机构,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与政策,培养过得硬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四、文博事业的奠基之作

    自1949年11月到1955年8月郑先生不再兼任文物局长的短短六年里,两人通力合作,发动和依靠文博系统干部和社会上的专家,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配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创造性地进行文博系统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建设,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包括:开展基础调查,建立专家队伍,制定指导文博工作的方针与政策,颁布保证管理权威性和规范化的法规与制度,培养急需的文博管理干部,提出对文博干部道德操守的明确要求,采用抓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等,具体内容简述如下:

    1,针对基本情况不明的现状,1950年2月26日文化部文物局拟定七种调查表,发至各省市文教机关、图书馆、博物馆及文物保管委员会进行填报,以了解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重要文物、名胜古迹以及文物史料和革命建筑物的现状。调查结果为制定方针政策、实施有效管理提供了依据。

    2,针对文博工作专业性强、涉及多个学科的特点,除了业务处室领导均由专家担任外,为了保证制定方针政策和法规条例的客观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他们还亲自组织召开有全国一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逐步形成一个社会性的专家网络,这是文物工作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针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管理缺少法规依据的情况,1950年2月24日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由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主持的文物管理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专家、学者。会议讨论了《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发布命令,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同时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对打击盗墓和文物走私,以及开展有序考古发掘的管理提供了依据。

    4,针对基本建设对文物事业既有促进,又会产生矛盾的现实,如何趋利避害,既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又使文物与古遗址得到保护,这些摆在他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在1954年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这就是直到今天仍为各地文物工作者乐道坚持的“两重、两利”方针;同时,为了使人们对这一方针有感性的认识,还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肯定与支持,使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5,针对在指导博物馆工作中对博物馆性质、任务和陈列方针模糊不清的情况,通过从实践出发,试点总结经验,再实践的过程,在1956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博物馆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博物馆的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就是文博界在文革前指导博物馆工作的基本方针“三性、两务”。会议后还在济南召开了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完成地志博物馆陈列的山东省博物馆,推动了全国省市级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6,针对各地文博专业队伍稀缺与急需的现实,他们打算以短训班的形式,培养一批熟悉文物保护和考古方针政策,掌握初步专业知识,具备基本的现场处理能力的专业干部。当时他们并未因夏鼐、苏秉琦等考古界权威有不同的意见而放弃这一做法,坚定地上报文化部,得到批准后,组织了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开办的考古人员训练班,自1952年起到1955年止共举办了四期,培养了341名学员,这就是在文物界负有盛名的“文物黄埔四期”,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的文物考古骨干与领导。与此同时,自1952年起还举办古建筑培训班,受训人员后来都成为文物保护研究和古建筑保护的骨干力量。实践证明,当时他们的果断决策是正确有效的,影响深远。

    7,针对文博工作容易出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情况,他们共同倡导文博工作者要热爱文物,熟谙文物,但自己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郑先生把自己解放前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器都全部捐献国家,王冶秋也把自己收藏的几样微不足道的古物捐献出来,从此再也没有收藏任何文物。由于两位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此,在文物系统形成了一个清廉自律的传统,而他们的要求也变成了文物工作者的一项道德操守准则。

    8,针对国内没有专业出版文物考古书刊的机构,经郑先生倡议并利用他在出版界的声誉,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建立了文物出版社和文物印刷厂,印刷出版了深受国内外好评的书刊,对文化交流做出特别的贡献。

    五、斯人已去,基业长存

    以上这些对中国文博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奠基之作,能够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创造性地完成,是他们同心同德,相互支持和紧密配合的结果。郑先生较王冶秋年长11岁,王冶秋不仅将他作为领导来尊重,而且是把他当作兄长,当作自己学习的前辈来尊重的。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在顺境是这样,在逆境亦如此。在1957年那场称为“阳谋”的政治大劫难中,郑先生在听完沈雁冰传达毛泽东的颐年堂会议讲话后,谨言慎行,谨守分际,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左派”的追击,在拔白旗的浪潮中他成了批判对象,“厚古薄今”是批判的内容之一。王冶秋对这种妄加罪名的做法十分反感,因为解放后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深知郑先生光明磊落,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领导,怎么会“薄今”呢?因此,他不但回绝了当时中宣部一位领导要他揭批郑先生的提示,还向郑先生多年的老朋友沈雁冰部长写信,请他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登在《文物参考资料》上,为他的老友正名。

    郑先生不幸遇难令王冶秋十分悲痛,我们现在重读他在1958年和1961年写的悼念郑先生的两组诗中,不仅可以感到他对郑先生的深切怀念及不平,而且似乎看到这两位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共同奋斗的身影。

诗之一

劫余文物费周章,
九载辛勤筹划忙。
事业如今新气象,
我君辛苦不能忘。
   (1958年11月)


诗之二

北国相随近十年,
堂堂步伍勇奔前。
书林漫步已成癖,
笔不停挥手不闲。

(1961年10月)

                             作 者: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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