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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潼文物旅游事业的拓荒人
发布日期:  2006-02-17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文\秦汉>

    在中国数千座县城里,临潼是最具知名度的县城之一,它对陕西及至中国的旅游业走向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临潼的文物旅游业不仅在陕西是最具品牌效益的,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县域旅游业的亮点。奠定临潼旅游业的基础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华清宫遗址、西安事变旧址、临潼博物馆等文博事业的持续发展。而在临潼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却倾注着一位年近古稀老人的毕生心血,他就是临潼文物旅游事业的拓荒人、临潼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

艰难的起步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像赵康民这样的老牌高中生已经算得上是文化人了,再加上他能写善画的特长在七里八乡是难得的人才。经过层层筛选,他被招工进了西安一家建筑公司技术科作技术监督员。正当年轻有为的赵康民想在建筑事业上大展宏图之时,他被下放回乡劳动锻炼,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这方热土。命运的变故决定了他终身再也没有离开临潼。

    四年的下放锻炼,他不知写过多少标语,出过多少宣传栏,做过多少场宣传鼓动。人民公社成立时,赵康民被调入公社文化站,从事乡村文化的宣传创作工作,这才使他开始接触本乡本土的文化积淀。1961年,赵康民有幸被“伯乐”发现,被举荐到县文化馆工作,负责文物考古兼美工的工作。这次工作调动使赵康民成为陕西县级文博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

    赵康民接手临潼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临潼的文博事业就像一片荒芜的处女地,既无人员,又无资料,更无业务力量,惟一能见证文物工作存在的是展室兼库房里的一些建国初期文化馆收集到的零星文物。要打开文博工作的局面,该从哪里着手,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赵康民有些不知所措。是裹足不前、守着摊子,还是力拔众难、开拓进取,赵康民选择了后者。从赵康民步入文博行业后,他就像一头任劳任怨、埋头耕耘的秦川牛,不知疲倦地拓荒在临潼的文博事业中。

    赵康民心里十分清楚,白手起家干事业的关键是要夯实基础工作,当务之急是要将临潼文物工作的底数摸清摸准。从1961年开始,赵康民背上考古手铲、铁镐和画图、照相工具,骑上一辆破旧的28型加重自行车,奔波在渭河两岸、骊山之麓的山岭田间进行文物调查。寒暑易季、冬去春来,赵康民每天伴着晨曦而出,陪着落日而归。自行车坏了,扛在肩上让“车骑着人”继续走,渴了就掬起山间的清泉畅饮,饿了上老乡家讨碗稀饭充饥,困了躺在树荫下便进入梦乡。由于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原本高挑白洁的关中小伙,经常落得个蓬头垢面,脸堂黝黑,衣衫褴褛。

    对赵康民来说,吃苦受累算不了什么,最大的难题是对文物基础知识的欠缺,在文物调查中一个人很难对器物、遗址做出正确判断。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肯钻的赵康民在学习上可下了不少的功夫。赵康民在临潼开始文物调查时,新中国成立刚刚十余年,由于全省的文物工作也仅处于起步阶段,可学习借鉴的资料、可指导求教的老师都太有限。赵康民硬是从自己喜欢历史,学了一些历史知识那点仅有的看家本领开始,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专业刊物当最好的老师,从最基础的知识一点点学起。他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他用摘抄专业刊物的笨办法,不断积累业务知识。他还将文物标本与刊物中的图片逐一对照,认真临摩青铜器上的“金文”,仔细与甲骨文、繁体字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与近似之处进行甄别,他把这种方法叫学龄前儿童的“看图识字”法。有时从遗址上拾回的标本吃不准,就想方设法送专业机构请专家鉴别,直到搞清性质、时代为止。

    赵康民在文物调查的踏访过程中多次险象环生。有一年夏天,赵康民路过山谷时,突遇山洪暴发,直泻而下的山洪向他疯狂地冲来,他拼命地抓住树枝才逃出险境。还有一次骑车调查回来时,没膝的大雪覆盖了乡间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赵康民只好背着调查工具扛着自行车往回返,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赵康民就是这样凭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和顽强的毅力,通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走遍全县30多个乡镇,纵横东西25公里、南北50公里的范围,骑烂了3辆自行车,行程达数万公里,写下50万字的调查笔记,发现40多处古迹遗址和古墓葬,当时大多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摸清全县的文物底数,及时对文物实施有效保护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重大的发现

    赵康民通过十多年对临潼文物分布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知识,逐步成为临潼文物考古方面的行家里手,成为全县方圆百十里地有名的专家。“文革”期间,随着搞得热火朝天的“学大寨、促生产”的农田基本建设的推进,赵康民就再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他心里时时告诫自己,临潼这地方可是京畿之地,只要动土就可能伤到古遗址或文物。因此,他特别关注各乡村的农田基本建设情况。

    1974年,临潼时逢大旱,各地兴起打井浇地、抗旱保苗的生产热潮。有一天,赵康民接到宴寨公社(现西安市临潼区骊山镇)抓农田水利生产的干部房树民的汇报,说他下村检查打井工作时,发现西杨村村民打井出来的土里有陶片,这些陶片可能是文物。赵康民一听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火速赶到现场。

    赵康民被打井现场的场面惊呆了,在骊山脚下柿子园的打井工地,新土四周到处可见陶人的头、身、肢和残片,还有许多灰黑色的整砖,偶尔还能找到一些铜箭头。经打听,当地老百姓打井已进行了一个余月,认为出土的一些“瓦神爷”是天旱的罪魁祸首,是它喝干了地下的水,村里的老人们忙着烧香磕头;有些村民觉得“瓦神爷”面目狰狞,把它挂在麦地边的柿子树上吓麻雀,孩子们将“瓦神爷”残肢断臂当作戏耍的道具。还有些村民认为这种“大砖”沉甸甸的,里面含有铅,取名为“铅砖”。赵康民马上下到井底,对现场进行分辩,又仔细观察土层结构,对较为完整的陶件进行分析,联想到馆内收藏的跪坐俑,一种直觉告诉他这是秦代的遗物,这是与秦始皇陵相关的遗物。

    “乡党们,抗旱虽急,但这井暂时不能打了。”赵康民当即站在高高的土堆上,扯开唱秦腔特有的高噪门向群众大声说,“这些‘瓦神爷’可是宝贝呀,它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让我们先搞清它的来历。”赵康民雇来村民将陶片收拢,装了整整3架子车送回博物馆,并向他们支付劳务费30元,当时村民的劳动日工资仅为一毛钱。赵康民又找来村民,把新土全部细细过筛,将所有的残片碎碴一网筛尽,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博物馆拼对、粘接。同时,赵康民组织人员对打井现场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以寻找更多的线索。赵康民还从群众举报中得知,已有部分出土的铜箭头卖到了三原县的废品收购站。赵康民一听气得差点晕倒了,他当即以高于卖价的条件将200多个铜箭头、2个铜弩机全部赎回。

    正当赵康民对成千上万的陶片进行认真修复时,回乡省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闻讯前来博物馆观赏,他为赵康民修复的陶件感到十分震惊,当即对赵康民进行采访,很快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发表《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短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文物部门与当地党委、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文物。国家文物局立即派专家赶赴陕西考察现场,决定组织相关方面进行发掘。1974715日,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西杨村考古工地,赵康民与杭德州、袁仲一等5人有幸成为揭开秦陵陪葬坑之谜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从此拉开了揭开秦兵马俑神秘面纱的序幕,因而才有今天展示在观众面前的秦代宏大的兵阵。

    兵马俑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它的发现早就存在着必然性。陪葬坑的埋藏深不过5米,很容易被后人发现。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过自汉以来的墓葬20余座、古井3个、大拢坑1个,说明历史上曾有人30余次有机会见到兵马俑,由于缺乏对它珍贵性的认识而错失良机。历史将认识兵马俑的机会降临于赵康民,作为文物工作者当然是幸运之神的恩赐。同时,也是赵康民数十年对文物工作的挚爱,对家乡临潼文博事业发展呕心沥血的使然。

    第一个报道秦始皇陵出土秦代武士俑的记者蔺安稳是临潼人,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副总编、高级编辑,他对秦兵马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对赵康民唤醒沉睡数千年的兵马俑做过这样的评价: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经过一番探索研究后认识到的,一般群众认识不到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竟是宝贝。赵康民将收集到的破碎瓦片进行拼对、修复,并恢复了秦俑的原貌,不仅断定它是秦代之物,而且给它取名叫“秦代武士俑”,世界知名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修复后的秦俑时,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你碰上了,认识了,你有功嘛。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认识。”

无悔的选择

    从事文博事业是赵康民一生无悔的选择,哪怕千难万险,哪怕积劳成疾,哪怕身败名裂,他都勇敢地坚持着走了过来。“文革”期间红卫兵冲击县文化馆,用黑墨在文化馆门前的一对大狮子上写了 “拉倒”字样,认为这是“四旧”的东西必须打倒。赵康民说不过血气方刚的学生们,为保护文物起见,顺从地将狮子放倒。得寸进尺的“闯将”们又在狮子头上写上“砸烂”的字样,赵康民心里十分矛盾,作为文物工作者,保护文物是义不容辞的职责,理当义正词严地回驳他们,如果与红卫兵正面交锋,不仅不利于保护文物,反而会招至杀身之祸。赵康民想了个办法对红卫兵说:“想砸可以,这可是文物,是宝贝,谁砸谁签字。”一席话说得初生的牛犊们畏惧了,这才纷纷怯懦地离去。

    又一次,赵康民从渭北拉回一对北周时期的石刻佛像,正准备进行修复处理后展出。他的行动被红卫兵发现,说他是“封、资、修”思想的残余,马上将他绑起来召开批斗会,要从思想上挖出他的根源,扫清文化界的残余流毒,不能再搞这些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东西,要将封建残余的东西打倒、砸烂。赵康民被打得鼻青脸肿而有理难辩。屈辱没有让赵康民屈服,他仍坚信自己从事保护文化遗产的初衷没错,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交待”变成了交谈,他耐心地向孩子们讲明文物与封建思想、封建残余无关,文物是没有思想的历史艺术品,保护文物是保护祖先们留下的珍贵文化产品。红卫兵们在似懂非懂中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总算让赵康民可以继续干他的事业。

    1985年,随着不断征集积累,库存文物越来越多,文化馆原有的一间展室已远不能满足文物的保存和展示,赵康民向领导提出修建一座博物馆。赵康民随领导一道四处奔波,申请建馆资金,省、市财政答应各给20万元,但必须尽快拿出设计方案。40万元的资金本来就有限,如果再找专业单位设计少说也得花个三五万元,赵康民想到自己曾搞过建筑设计的监理,凭着那点老底自己也能干。赵康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拿出了博物馆的平面图、剖面图和结构图等设计方案,临潼博物馆建设按照赵康民的设计如期进行,并由此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数年后,设计大师张锦秋、西安市规划局领导先后到博物馆参观时,对赵康民的设计创意大加赞赏。

    博物馆的成功设计,使赵康民对博物馆的后期建设更加有了信心,在博物馆滚动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向上伸手要钱,全靠馆内自筹资金先后盖起了行政办公楼、文物库房,进行了多次博物馆陈列和改造,这些建设都是赵康民自己一手设计。小小的县级博物馆在赵康民的苦心经营下,逐步发展壮大,目前该馆拥有文物10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30件(组)、二级文物300多件(组)。临潼博物馆已列入西安东线旅游的景点序列,成为旅客在观光秦俑馆、华清池之后的必去之处,年观众数达六七十万人次,门票收入达300余万元,馆内仅正式职工就由当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130多人,一跃成为全国县级博物馆中的佼佼者。

    赵康民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临潼的文博事业,他先后参与秦兵马俑坑、姜寨遗址、华清宫遗址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临口遗址、康家遗址等遗址的发掘工作,主持秦陵便殿、庆山寺舍利塔基等考古发掘。出版过《骊山风物趣话》、《骊山胜迹》、《临潼金石》、《临潼文物志》等著作,发表过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被评为研究馆员、西安市劳动模范、全国文物先进工作者,陕西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因认识、发现秦俑和博物馆建设的突出贡献,成为文博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

    今年69岁的赵康民在临潼文博界一干就是43年,在年界古稀之时仍牵挂着临潼博物馆的发展,每天上午他都要步行三四里地来到馆里,以文物专家、顾问的身分,坐在他当年修复的几尊秦俑面前,向观众讲述秦兵马俑发现的过程,咨询观众关于秦兵马俑发掘中的相关问题。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馆里给报酬吗?”“没有!”他不屑地回答,“能为临潼的文物旅游事业做点事,为观众做些服务工作,是我无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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