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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始封地在盩厔
发布日期:  2018-09-21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我们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都有浓浓的寻根情结: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所谓“寻根”,就是人们以姓氏为纽带所进行的文化寻源。姓氏寻根,是基于氏姓认同上的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源头,而寻根就是反向追溯。史学研究亦是一种文化乃至文明的反向追寻,科学论证。两者存在很大的互补、迭合和相互作用。  
  一般学者认为,寻根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性。但哲以为,史学恰恰是姓氏寻根中最依赖的工具,只要是以尊重史实基础上的寻根都是严谨和科学的。挖掘两周毛氏历史的真实,一直是我毕生的心愿。因在先秦史研究上自己有些独到的长处,所以愿在这方面为毛氏尽点微薄之力。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越发深信,毛氏在两周时期辉煌的历史被司马迁无意间隐藏了。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遭受冤屈,发愤著书,精神固然可嘉,然司马迁对春秋之前的史实认识不清,已被后世学者屡屡指出且为地下出土材料所左证。 
  司马迁著述多引用《尚书》兼采今古文和逸篇(盖指《逸周书》)。勿论今古《尚书》异同,但凡今古文皆有的《顾命》一篇,司马迁那是绝对看到过的。则成王顾命六卿三公之一,司空第六,毛公领之,其不该视若不见。  
  又《史记?周本纪》亦大段抄摭《逸周书?克殷解》耳,无论《周本纪》,还是《克殷解》皆记载了在武王盛典上“毛叔鄭奉明水”,位次排列于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之前,地位之高,恐亦不该为司马迁所忽尔。然司马迁竟未曾为毛叔鄭作传,想来不免让人扼腕。  
  又毛公后人毛伯卫、毛伯得、毛伯过等多见诸于《左传》中,且东周间数次王室之争,毛氏皆有与焉。王子朝之乱中,召、毛之族、南宫嚣、尹氏固等奉周典籍奔楚,乃东周以来绝大的一次变故,司马迁《史记》中竟然对毛氏一族不置一语,可乎?  
  或许如前辈学者考证,司马迁真没见过《左传》。比勘《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可知司马迁对西周历史大致是茫然的。其写鲁周公世家,则阙记畿内周公诸子中周平公君陈、祭公、凡伯、蒋伯等世系。其写燕召公世家,则阙记燕国始封君克以下八世传承,亦未记畿内召公家诸公子之事。后世学者亦多有考证,司马迁所说的武王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西周初年真正意义上的封建迨自成王、周公旦始,鲁国始封君是周公长子伯禽,燕国始封君是召公长子克,且多为地下出土文物所证实。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西周初年封建制度并未能搞的明白,对诸多畿内封国,尤其是文王幼子冉季载的史实也未搞清楚。所谓文王太姒有嫡十子的说法,不知是不是出自司马迁原著,抑或是出自后人补辍,总之不足以信据也。所谓良史,非惟能秉笔直书,盖也需记事信而有征。况迁作《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历史变迁,期间大多非迁能自经历。如斯则须考信有据,然遍观其书,探幽训诂处不多见,抄篡古书者倒是比比皆是。向使司马迁有清人考据一半之功,则吾毛氏先祖历史焉能埋没于黄土。  
  据哲的研究,毛叔鄭就是文王嫡幼子冉季载。毛叔鄭,典籍中仅见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基本一致,皆说在武王克商后举办的受天命革殷大典上,“毛叔鄭奉明水。”大典仪式有个献祭上帝环节,有四人配合武王献祭,一是“毛叔鄭奉明水”,毛叔鄭捧着清水。“卫康叔傅布兹”,布兹就是草席,卫康叔拿着草席。“召公奭赞采”,赞采就是古代祭祀时臣子帮助君主拿着币帛等祭物。“师尚父牵牲”,师尚父姜太公牵着一头牛。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史官为何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谁捧水,谁拿草席,谁拿着币帛,谁牵着牛。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因为体现了参与者的地位。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祀”与“戎”所决定,也由“祀”与“戎”来标志。  
  助祭之四者,毛叔鄭、卫康叔,是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召公奭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惟有师尚父非血缘亲属。但师尚父是伐商首功之臣,亦是武王岳父,所以忝为末位。召公奭虽比毛叔鄭、卫康叔年长,但因其是武王庶兄,以宗法只能位列第三。毛叔鄭、卫康叔并为武王母弟,但周人重幼子,认为幼子是家国的最后守祧者。故卫康叔虽年长却屈居毛叔鄭之后,显然毛叔鄭就是文王嫡幼子冉季。  
  在武王入社即位后,群臣毕从。众人瞩目中,我毛氏先祖叔鄭公(冉季)捧着代表着上天明命的“明鉴水”第一个登场,后面紧跟着的才是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哲每读至此,心情往往不能平复。其实司马迁只要细究下去就可以推断出,毛叔鄭就是文王幼子、武王母弟冉季,舍他无谁。然司马迁对毛叔鄭这么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人物,却不加详考,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照抄了《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后再无提及,再无提及,更别提写冉季世家或毛叔鄭世家了,可乎?可乎?  
  哲还以为,《克殷解》的记载掺杂了后人的追记。如康叔封当时并未封迁于卫,所谓“卫康叔封布兹”的说法不是原始记录,是后人的追记。毛叔鄭亦如此,或是东周时期整理王室书籍的人特意标明了叔鄭是毛氏先祖。“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官的原始记载大致应如此,韵文郎朗,才符合当时的实录。  
  对于毛氏这一姓氏的研究,因为有了司马迁的误导,古今学者历来是茫茫然不可信说。至少在民国以前,学者对毛叔鄭是文王嫡子还是庶子,封国在哪里,采邑在哪里,毛氏的传承世系如何等等,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由此衍生出毛氏始祖为毛叔鄭、毛伯鄭、毛伯聃、毛伯明等说法,又有文王八子、九子、十子等多种猜测。连带着毛氏封邑(封国)亦搞的扑朔迷离。有陕西岐山扶风说、河南宜阳说、河南原阳说、河北鸡泽说等等不一而足。  
  所谓毛氏封国在岐山扶风一带是出自近人杨宽说。杨宽是根据毛伯簋、毛公鼎出土地在扶风岐山。故推测“毛国当在陕西省扶风和岐山之间,今定在岐山县东南。”而明人王夫之《尚书稗疏》说:“春秋犹有毛伯而随周东迁,非其旧地。安定有毛氏,则其国当在周京之西北也。”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在今河南宜阳县境,未详所据。  
  马融、王肃认为毛氏是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这一笔墨官司从汉打到了清,打了几乎千年之久,还是没个定论。北宋欧阳修则是将毛伯敦中的鄭父错认为是典籍里的毛叔鄭,事见《集古录》,然明显错矣。而鄭樵作《氏族略》认为毛氏出自毛叔鄭,或又出自毛伯聃或毛伯明。古人对毛氏认知的陌生可见一斑。  
  我们也看到各地毛氏族谱中,除了提到一世祖毛叔鄭外,以下的先世祖资料基本缺失,没有详细的记载。北宋年间毛渐在编撰《清漾毛氏族谱》时,他对东晋毛宝流传下来的江北毛氏五十二世系脉衍图亦是抱有一定的疑虑的,但他还是将这个五十二世系图保留了下来。但这个世系图与图经不是很符合,从毛叔鄭到毛宝大致相距1400年,只流传了五十二世,按说是有缺失了十几代先祖名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先秦史研究中,毛氏之重要,却未曾被古今学者所深挖。前辈先儒受限于时代,缘于典籍史料缺载、地下出土文物之不足,导致对毛氏相关历史的不可追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近代学者巨擘如郭沫若、王国维、唐兰、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等,在《班簋》、《毛公鼎》等大量毛氏相关青铜重器于清代陆续见世以后,依然没有引发对毛氏研究的重视,在哲看来是一大憾事,于这些专家学者来说是错失了史学重大发现的机会。哲可以放话在这里,如果说中华文明的根袛主要是周文化,那么周文化的主干就是毛氏文化。  
  冉季载(即毛叔鄭)是西周王室成员里一个很有趣但又是扑朔迷离的人。哲将其称为“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说其重要,是因为若搞清了他的真实,那么西周现知的历史一小半需要重写。司马迁曾在《管蔡世家》里感慨:“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可见冉季载是西周开国时期的重要王族成员。说其“非知名”,是因为冉季载在文献里记载很少,至于司马迁时就已搞不清冉季载有无被分封,或者分封地在哪里,季载的后人是谁等等,都是一笔历史胡涂账。  
  以有限典籍看,毛氏族始祖叔鄭为文王嫡幼子冉季载是可以推定的。因为司马迁《史记》载文王嫡十子中没毛叔鄭,则有些学者不大肯相信哲的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班簋的再发现,这个公案可以结束讨论了。因为器主毛班称他的祖父是“文王王姒懿孙”。这句话证明了毛氏就是文王太姒的(嫡系)后裔。毛班是周穆王前期的三公之一。在康王时期,他铸造了这个簋,在铭文里记载了毛叔鄭的儿子毛懿公成王年间三年靖东国的一段辉煌历史。铭刻有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则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  
  近一二百年以来,随着两周时期青铜器和战国楚简帛书的不断被发现,毛氏先祖的世系脉络渐渐地清晰起来。如清代出土了毛公鼎,它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吧?499个字最长铭文的青铜器,解放前夕被老蒋运到台湾去了。毛公鼎对毛氏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对研究西周历史也相当重要。但对于毛氏族来讲,班簋更加的重要。  
  自从班簋出土以后,周初的毛氏先祖世系就渐渐清晰了。班公是毛叔鄭的四世孙,班公之上有个毛伯爽,是他的父亲。毛伯爽的父亲叫毛懿公。毛懿公在《竹书纪年》中有载: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竹书纪年》是西晋年间汲郡的一个古墓里出土的,史称“汲冢书”,是一部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之劫难的先秦史官所记典册。结合这部比《史记》更真实详尽的先秦纪年史籍,并参照尚书顾命篇毛公的定位,则毛氏已经有了四世先祖,是很清晰的  
  学术点说,毛懿公才是毛氏的得姓先祖。而毛叔鄭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毛氏的授姓始祖。哲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论断,即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鄭,也即书顾命中毛公、芮伯、南宫三者之父。有人会说,怎么毛氏始祖和二世祖有这么多异名的?哲要告诉你的是,西周初年这类“一人多歧名,一人为数姓之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要讲清周初毛氏先祖得氏由来,乃至此文要讲清的毛氏始封地问题。首先要理清封建派氏制度中的一些概念:如大小宗、嫡庶之别、次第分封、氏中分氏、祖与宗的概念等。  
  周人的大分封,古今学者中考释明白的并不多见。如《国语?晋语四》:“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韦昭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古今学者对管叔缘何“初亦为蔡”疑惑不解,其实若明白先周之前,诸侯邦君分封子嗣采邑多以母亲为别以类封,就可释然而解。管蔡者,非周武王母弟也,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在文王时代,兄弟二人就被分封到蔡邑(今陕西眉县蔡家坡),因食邑在蔡,故以蔡为氏称,或称蔡伯、蔡仲。同样的还有虢仲虢叔,是文王母弟,同封于岐都郭邑,为“公侯干城”。  
  武王克商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逸周书《作雒解》说是武王建管叔于東(毛注:实为柬,字误。),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逸周书·文政》:“管蔡开宗循王。”孔晁注:“二叔开其宗族,循镐京之政,言从化也。”开宗,通俗点讲就是自立门户。管叔,史籍中亦称关叔。是因封于柬地而得称。柬,栏也,关也。管蔡本是同母兄弟,管叔年长蔡叔,分氏而为管。  
  从“管蔡开宗循王”看,武王克商后,文王时期的以母别封地立氏逐渐演化为兄弟间各自封地有氏的制度。也就是说伯仲叔季各为宗子,各有氏称。从管叔“初亦为蔡”看,管蔡与武王周公旦等并非同母,所以说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哲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文王太姒嫡子,除武王外,唯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鄭)三人而已。周人是以母出不同而分家室,辨嫡庶。故而周武王灭商平天下,同为武王母弟的叔旦、叔封、冉季(叔鄭)的地位要高于一般文王庶子。故叔旦承继周氏,为周室大宗伯,又为太宰。成王时周公又举康叔为司寇,冉季(叔鄭)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实亲疏不同而已。  
  司马迁说康叔封、冉季因少未见封。实际上是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鄭(冉季)同为太姒嫡子,为周王室大宗,并不外封,就食于畿內采邑。武王克商有国后,以原商纣王儿子的封邑庸(庚父之丘)封弟康叔封以侯殷遗民,叔封始称康叔。冉季一家因长居于南鄭守周先公先祖庙,原亦称南宫家族。  
  在周人祀祖祭天仪式中,往往有个尸的角色。殷商时期祭祀天地祖先的祀典是非常隆重的,要由生人充当祖先的“尸”,去接受百官的祭拜,这就是所谓的“尸祭”。“尸祭”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尸”一般由嫡幼子或嫡长孙充当。作为文王幼子,冉季往往充当这个角色。周原周公庙考古出土的卜辞中就有:“曰:叔鄭其取妆。”学者认为此“叔鄭”或即毛叔鄭,但对卜辞没有作解读。哲以为,就是叔鄭其取妆扮演“尸”的装束。  
  冉季在武王时为大祭司,在武王克商后嵩山告天仪式中,文王忝列上帝之佐。扮演文王之“尸”的正是周武王嫡幼弟冉季,也就是后人追述的毛叔鄭。武王封其爵称为鄭伯(见毛公冉季簋)。  
  鄭,在早期金文中为奠字。“奠”字金文里常见,一般释读为“鄭”。《说文》释为置祭也。本义:设酒食以祭。周禮:“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注曰故書奠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其实简单点说就是把去世的酋长(先王)刻像或灵位放置在皋几上供人祭拜。 
  西周鄭地是一个地域概念,指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而非具体方国名,确切说,就是指周王族祭祀上天和先祖之地。西周有三个王陵区,一是葬有太王、太姜的岐周陵区,称为西鄭。二在盩厔,此地祭奠古公亶父以上的周先祖公,因在宗周以南,亦称南鄭。按文献记载,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毕陵。毕陵在邰城上原,京邑之下原。京邑就是现在的扶风古城,是文王和父亲王季经营了七十年之久的大邑。京邑邰城丰邑一带是西周宗周所在地,是西周王朝的京畿所在和政治经济中心。毕陵亦称京鄭,因与南鄭相对,故亦称北鄭。  
  周人的派氏分封有个次第的过程。文王时,周公家的食邑在岐周(今周公庙一带),召公家的食邑在邵亭,毕公家的食邑在毕(今陕西杨凌区五泉镇毕公村),冉季家的食邑在爯(古陈仓)。故文王子皆以采地名为氏称,其家族中的成员未曾分封得氏前皆为宗小子。而冉季一家因居于南鄭守周先公先祖庙,故周人也泛称其家人为南宫家族。  
  《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武王灭商后五年就去世了,周人的大分封实际是从周公、成王时期开始的。姬姓子弟因被封建而“别子为祖”,诸侯、邦君又可胙其土于其子孙(当然需要周王认可),继而产生了大量不同的氏称,而血缘亲情断不会由于这种人为分封带来割裂。这就产生了氏中分氏,祖与宗、大小宗等概念。  
  关于大小宗的制度,清代学者毛奇龄《四书剩言》说:“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长者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为大宗,称鲁宗国。”这个说法和后世以长子为大宗的观念有别,但哲以为毛奇龄的说法基本是对的。因为周初封邦建国、受姓得氏、氏中分氏、父子不同氏而产生的宗法制度,与后世的大家族别户分家情形略有不同。  
  毛奇龄的观点比一般学者对西周大小宗的认识要高明的多,但哲以为,还是略有不足。哲的观点是大小宗既用以收族,当非仅指其本支,而应含其同母诸弟。考虑到自黄帝以来一夫多妻制的普遍性,大小宗的实际含义就是以嫡庶分族,天子、诸侯以嫡母诸弟为大宗,以先君庶子为小宗。  
  具体的讲,以周王室而言,武王为王室大宗,则母弟周公旦、康叔封、冉季(叔鄭)为王室小宗。以周邦而言,文王太姒之嫡诸子皆为大宗,文王庶子等皆为小宗。故周公旦为大宗伯,召公奭为小宗伯。 
  前辈先儒一直搞不清召公的身份,多以周同姓而论。《诗经》有《鹊巢》篇,为召南第一篇。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鹊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来嫁于周,与媵俱来,诗人美之。”以《鹊巢》立召南第一而推测,召公应是太姒同嫁之媵妻所生,古代陪嫁的多是侄女或妹妹。故虽为文王庶子,其地位远在五叔之上,得以与周公分陕而治。  
  大封建后,受封得氏者皆为氏祖,同时又为其父系之宗子。一父之下诸子各有封国或封邑,则各有氏称。这样一来,父系的氏姓称呼界定就成了一个问题,大祖随那个氏称?因文王时是以母别而封,则大祖一般以封地名为氏称,家族内成员皆以大祖氏称而称,所以这个尚不成问题。武王灭商有国后,周公、成王进行了大封建,文王孙辈中诸多伯仲叔季皆有封邑派氏,则受氏者皆为宗子。以文王孙辈来看这个就成大问题了。 
  从哲多年研究所得看,周人一般是遵循长子分氏于外,次子承继大祖氏称的制度。如管蔡,蔡伯分氏后为关(管)叔,蔡仲承继蔡氏为蔡伯。如周公旦,成王时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君陈承继周氏与大祖同在畿内任职王官。而周公其余六子则依附为周公家族。如召公奭,长子克于成王时封于蓟为偃(燕)侯,次子承继召氏与大祖留在畿内任职王官,其余兄弟组成召氏家族。如毕公高,长子在武王时分封于黎,为楷伯。次子毕仲承继毕氏为作策毕公。毕公高其余儿子未封前皆以毕为氏。  
  从以上罗列姓氏分封情形可以看出,大祖一般在长子分封得氏后,随次子之氏称。且其余子嗣即使后续有再分封,得氏亦为它称,不再有递延的情形。如周公庶六子后皆有国,周公之胤凡、蒋、刑、茅、胙、祭皆各为氏称。  
  以上讨论的是周初分封的一般情形,但也有特例,这个特例就是冉季(毛叔鄭)家族。文王幼子冉季在武王时被封爵鄭伯,时人称叔鄭。因次子中旄父得氏为毛,故而亦称为毛叔鄭。而南宫这一氏称被递延到了幼子身上,这在周初分封派氏上是一个特例,是源自次子毛公伐东夷三年靖东国的莫大功勋使然,这在班簋铭文中也有印证。  
  毛公指挥的三年靖东国之战可谓是周王朝的立国之战,可与主席亲自指挥的抗美援朝之战相提并论。毛公三年靖东国,奠定了成康四十余年无刑错的安定局面。这份功勋之大,在当时的所有文王孙辈中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所以毛班说“文王孙亡弗怀型,亡克竞氒烈”,东夷之人“亡不成(仰)天畏(威),否(畀)屯陟。” 
  “毛”作為一個專有詞,是周初才出現的,商代的时候都还没有。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但是“毛”字確實沒有。哲甚是怀疑中旄父的得氏是由父亲冉季(毛叔鄭)亲自隶名的。爯,去手即为冉也,加草即为芮也。冉同冄,说文曰毛冉冉也。冄的金文半分就是金文毛字。  
  北宋毛渐在《清漾毛氏族谱》源流序说“伯鄭为周文王第十子”。《氏族大全》亦有载:“…毛有姓实始鄭公,文王第十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即平殷乱,封建诸侯,鄭胙土于毛,故曰毛伯,又曰毛伯鄭。”哲认为若“伯鄭”为文王子,则为成王叔辈,不可能以伯称,毛渐的说法不是太准确。  
  《氏族大全》所说倒是近乎历史真实的,只是文中有衍文。从文意里可以看出,文中的“鄭公”和“毛伯鄭”是俩人。“鄭公”盖指毛叔鄭(冉季),所谓“毛伯鄭”应是其子,然子父必不会同名,以伯称者显然非毛叔鄭。结合尚书顾命篇及左传等相关文献,哲推断是周公、成王时析叔鄭公(冉季)之采邑一部分给了其次子,赐氏为毛。长子则分得周故邦之汭地,称“芮伯”。《左传》昭公九年谓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骀,衍文也,即邰城。芮,应该就是现宝鸡千阳一带。而左传中富辰所言“鲁卫毛聃”者,其中“聃”者,应是“芮”之衍文。  
  班簋的出土印证了《氏族大全》的说法和我的推断。毛班说自己的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京指程邑。文王晚年,多与妻太姒居程,著名的太姒之梦即称为程窹。程邑所在,古今学者不甚了了。哲以为即在今扶风县古城。因文王生前未曾称王,故程亦谈不上是王都,相对周太王所居岐周来说是新邑。因王季、文王二代人经营,规模宏大,故亦称京邑,出土铜铭中常见“京”则是。宗指宗周,是周人先祖后稷的封地邰城(今陕西杨凌示范区一带)。京宗,则指的是京邑(扶风)和宗周(邰城)所在。姬水邰城是周人的京宗圣地,故班簋铭中称懿斄、懿釐。  
  中国学术界历来将西周宗周定位为丰、镐,却把邰城排斥在视线之外,至今也是如此。盖因皇甫谧《帝王世纪》记曰:“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而误镐京为宗周。然新中国建立以后,陕西省的文物和考古部门,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西周的十三个王陵,竟然一个也没找到,在丰镐周围甚至连个上档次的王陵都没有。蒋介石不学无术,听从身边谄谀学者之言,将奉化溪口老家的寓所命名为丰镐房,自以为能沾点帝王之气,但事实上西周王都不在丰镐,而是在邰城。  
  镐京在西周彝器铭文中多称镐,而不称宗周。文王确实曾有“作邑于丰”的计划,但实际上营建丰邑是王后太姒所为,如诗所言“筑城依淢,丰都配匹,非急其欲,追念先孝,王后伟哉。”朱熹以文王营丰邑之城,断言文王曾迁都于丰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诗有幽王时毛公皇父“作都于向”,向邑不是王都显然。《书毕命》有“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可见丰京亦非宗周。  
  程邑邰城一带是周祖后稷封地范围,王季从犬戎手中夺取回周人故地,《竹书纪年》载“文丁三年,周人作程邑。”终文王一生及武王灭商前,周人皆都邑于此,丰邑,镐京仅是周人伐商的前进指挥所在。  
  诗经云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崇在河南嵩山附近,作丰邑是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并将兵锋前移,和武王作镐有同样的意义。诗经又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考丰水之所在,当非今陕西长安西南流渭水之沣河。今陕西周至县城东有黑水,至马坊处非自然北流,而是人为地拐了个大湾,委蛇东流几十里后方与渭水合流,哲以为此即大禹治水之遗迹,黑水即古丰水。 
  《元和郡县志》载:盩厔,古县名,“西汉时旧县,县治在今终南镇西南300米的终南故城。”距今终南镇西南2里外,有豆村,据说此地以制作精细的用具“豆”而得名。丰,古作丰,邑名则以酆名。丰字下从豆,豆者,古食器也。竹制为笾,木制为豆。笾豆亦指祭祀,典籍常见。丰指豆中盛满稻黍,言大、多、丰盛也。引伸之凡大皆曰丰。哲以为丰邑得名或与此有关。  
  《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可知宗周与丰距离甚近,步行亦可。据长安志卷十八记载,盩厔唐时有十七乡管三百二十五社,其中“丰邑乡在县西北三十里管社一十八。”以盩厔古城终南古镇测距,县西北三十里恰为今武功县治。邰城(今杨凌区)距武功县城不过20余里地。  
  典籍载文王、武王、周公皆葬于毕,《竹书纪年》云:“毕西于丰三十里。”王国维认为此条为注。然西晋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则非注文显然。故哲判断西周丰邑就是今武功县治所在,武王灭商后有改称。在金文中“邦”字皆从丰从邑,寓意是丰邑所在就是大周邦所在。事实上丰邑(今武功县)与邰城(今杨凌区)共同组成了西周宗周所在。  
  宗周一词大致是文武周王葬于毕程之地后才有的。在先秦文献里,宗周一词最早出现在成王时。《周本纪》:“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可见,宗周是周人为区别周太王都邑岐周、东都洛邑成周而命名的王都名,大抵是武王去世后所改。原先的程邑亦改称京,京,训作大,言大邑所在。班簋铭中的“京宗懿釐”实际指邰城,亦即周王城宗周所在。故可推测毛叔鄭(冉季)早年是随母亲王姒居京邑或邰城,丰邑建成后,或随母居丰。  
  古文“釐嫠斄氂犛漦”皆为“毛邰厘来”的通假异体字,《康熙字典》曰:“《史記樊噲傳》从攻雍漦城。通作斄,又作釐。”又《广韵》、《集韵》、《韵会》曰:“氂,音毛,义同。亦作斄、髦、牦。”又《集韵》“音来,义同。按《周礼春官》或作牦,或作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今陕西杨凌示范区李台乡疙瘩庙村、揉谷乡法禧村以南,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出土了印有“氂市”“氂亭”文字的战国至西汉时期陶釜、陶瓮八件,此地正是古邰国遗址,证实了先儒注称邰城亦称氂城为不虚也。《班簋》铭称“(皇公)受京宗懿釐”即此地也。  
  由是可推知毛叔鄭(冉季)曾和母亲太姒居氂城且参与了营建丰都的伟业。成王时,周公举冉季(毛叔鄭)为司空,后又为司徒,虽因有同母弟之亲由,亦是任人以贤故也。  
  通过以上的考证,可以确指毛氏家族的采邑大致在邰城这一带,或者说毛叔鄭和母亲居住在邰城应该是可以框定的。2016年十二月,河南毛氏研究会组织了“古毛国封地第二次研讨会”,哲当时参会带去了“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一文以辨毛氏封国不在河南,唯东周时采邑在济源古向城一带,提出了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会上,也结合哲多年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毛氏初封地固在陕西也。后总结撰写了《毛氏初封地在陕西邰城》一文。  
  但严格意义上讲,毛氏得姓渊源于文王嫡幼子冉季载的次子仲旄父被派氏为毛。而邰城既然为宗周,自不可能分封于毛叔鄭家族,故哲对毛叔鄭次子中旄父的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收集研究,试图搞清毛氏真正的封邑所在。  
  所幸我辈除了古文献记载外,还有大量出土之“地下之新材料”可以来比勘考证。西周毛氏家族出土铜铭也不少,其中不乏如毛公鼎、班簋等知名彝器,学者研究也往往着眼于此。出土彝器中有件“召伯毛鬲”与毛氏早期历史有关,但往往被学者所忽。  
  所说“召伯毛鬲”,实际应称“盩伯毛鬲”。【铭文】:“(盩)白(伯)毛乍(作)王母(尊)鬲”(见【总集】1433)。迨因铭中首字未能正确释读,有学者释为“召”,误断为召氏家族彝器,继而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年。  
  然以铭文拓片看,此铭首字何尝为金文“召”字。此字横竖看都不可能是召字,金文召字出土彝器中出现很多,皆非此构型显然,诚不知谁家先读作召,而后学之人皆毫无疑义哉?  
  此字构型下为圆形的田字,是个表意字符,表示“周全”的意思。上部为两爪手,中有“口杯、酉”字构件,上部首旁有“氵”。仔细分析,酉+氵则为酋。《说文》释酋:“绎酒也。从酉,水半见于上。”绎酒,即敬酒也,俗语筛酒,头杯酒必敬尊长,故“酋”字引申意有首领之意。金文中从爪或双爪者字符皆指手执之意,后一般隶简为“攵、丸、支”等。整个字形构造表述的含义是“双手执壶周旋筛酒以敬群座”,此正与“盩”字合。段玉裁说文注:“扶风有盩庢县。说者曰:山曲曰盩。水曲曰庢。按卽周旋,折旋字之叚借也。”可见“盩”有周旋的意思,故哲以为铭文首字正是“盩”字无疑。  
  前人说此簋是西周晚期之物纯属无稽之谈。鬲是殷商时很普遍的炊餐具,《博古图言》:“鬲之用与鼎同,惟祀天地鬼神、礼宾客必以鼎,常饪则以鬲。”此鬲器型为周人特有的联裆形,可见作器者必姬姓。从铭文看是一位名叫毛的贵族献给王母的礼器。王母是特有称呼,是周王孙辈对周王母亲,也即王孙之祖母的尊称。建立西周王朝后,周公制订周礼,将鼎列为至高无上的礼器,祭祖陪葬,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不准违犯,传统的连裆鬲被排挤到不显眼的位置。可以说以鼎簋作为祭祀器礼器已成风气,青铜鬲逐渐退出礼器范畴。以王母之尊,送礼者用常饪之鬲作礼器奉,必不会在西周晚期。 
  前面已经说过,“毛”是西周初年始有专有字,“毛”是冉季载(叔郑)为儿子取名特别造的字,不可能有别的旁人能够有权力用它。则“盩伯毛”为毛懿公“初名”的推断亦是站得住脚的。故哲据以判读,盩伯毛鬲是西周早期之物,是叔鄭之子毛公所献给祖母太姒之礼器。  
  有学者考证盩厔地名来历时,认为“盩”的本意是歃血盟誓,是动员、激励战事的一种形式的构字,是以歃血盟誓、英勇善战而著称的概括。这大致是依许慎所言,然段玉裁说文注并不是很认可许慎的见解,他以为“盩”是“周旋、折旋字之叚借也”。盩,可做“曲行、执礼”解。  
  《韩诗外传》卷一:“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所谓折旋,即曲行,指古代行礼时的动作。山水曲行皆可曰盩,故周人用“盩”来表示盩厔地区山水曲行之貌亦是可能的。而西汉人加“庢”字以分名水之曲行,迨有“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之说。  
  盩与周同音,如果说在先周时代,古公亶父在豳邰之间有国号的话,那就是“盩”,这个字体现了周人农耕文明的礼仪仁义,亦表述了所居之地山形水貌。古公亶父定居周原岐山后,始定国号为“周”。古公亶父承继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得民拥戴,史有所载。  
  可见,盩字的本义就是礼敬的意思。《害夫簋》铭“爯盩先王宗室”,就是举行祭祀大典礼敬先王大庙的意思。西周时的盩地大致是今周至县的北半部,即南至终南山,北至渭河,西至眉县,东至户县交界。在夏代,此地属有邰氏国,西部为有扈氏管辖地。在尧舜时,盩地或有古骆国。后稷封于邰后,此地渐为后稷之裔孙所有,故盩地为周人故土,周人在此生存了数个世纪,也是周人历代先公葬地、宗庙所在,史籍中所称南鄭是也。  
  关于先周故地邰、豳、岐、芮等地望,邰、岐地望皆无疑义,维豳地被先儒误考为今旬邑县,芮地被误解为在今陕西大荔县。更有甚者,钱穆先生将豳地考证为今山西境内的汾河流域,理由是其地近夏都,实在有些哭笑不得。其实《说文》写的很明白:“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美阳亭即在今扶风县境,近邰城。  
  盩厔是文武二王式化之地,亦在该地屯兵,故周人的军队亦称盩师。文王前期,周师屯驻在古陈仓一带,由文王弟虢仲虢叔统领,主要防范西犬戎的侵扰。文王后期、武王谋商前后,周师主要屯驻在盩厔一带以图商。盩地对于周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毛叔鄭次子毛懿公被封此地亦非偶然。在周武王伐商之前,盩地的竹裕、楼观一带即为屯兵之地。成王时,毛懿公率军队屯住练兵于此。 
  盩厔出土的旅鼎也是毛家之物。但盩厔当地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姜姓的南宫适家族彝器,其实不对的。南宫家族迨指毛叔鄭(冉季)家族,是周公大分封建派氏之前周人对守周先公先祖庙的文王嫡幼子一家的泛称。  
  旅鼎,原亦称太保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山东黄县莱阴出土。铭文曰:“隹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赐旅贝十朋。旅用作父丁尊彝。来。”铭文末“来”字,指的是铸鼎地。太保伐反夷年在成王十三年,是周人的二次伐夷。此铭所记召公奭在盩师奖励主帅旅贝十朋。显然可以推定旅就是盩伯毛,亦即班簋之毛公。  
  存世器里还有师旅鼎,毛公旅方鼎、师毛父簋、大小盂鼎等皆为毛懿公家族相关之彝器。毛叔鄭次子曾随周公平三监之乱,东征。逸周书《作雒解》中周公称其为“中旄父”。周公曾让其宅于柬(管地),代管叔。随伯懋父征伐至莱州也是必然之事。师旅鼎中的师旅、太保鼎中的旅就是中旄父。旅是私名,中旄父是排行加字称。故毛公原亦称南宫旅、南中。  
  尚书顾命篇是解开文王幼子冉季载(毛叔郑)家族谜团和西周历史的绝好记录。王国维《周书顾命考》说:“古礼经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古典者,惟此篇而已。”他是从研究周代礼制的角度着眼的。哲则以为,只要理清了顾命篇中的人物关系,则能理解西周二百八十年的王权执政为何一直在周召毛毕家族手中掌控,且主要在毛氏家族手中。  
  正如汉儒所说,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汉儒以毕公为太师,从师毛父簋看,则毛公为太师矣。因《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师、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汉儒又曲解成“此篇以召公为先者,三公命数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贤者,任之重者则在前耳。”实际是毛公乃文王孙辈,太保奭、毕公高皆文王子辈。周人重尊尊亲亲,故毛公虽以太师之重,王族之亲居三公末位。  
  文王幼子冉季既任过司徒,亦任过司空。在书顾命中,司徒职为芮伯受领,司空一职为毛公受领,故推芮伯毛公皆为冉季之子也。在《康王之诰》中,“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此处芮伯以司徒之职能与太保共同向康王宣成王遗命,却没三公之一的毛公什么事,盖因芮伯是毛公之兄也。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懿公(冉季次子中旄父、此簋铭的师毛父,书顾命篇的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郑)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冉季(毛叔郑)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郑)家族为重。  
  冉季(毛叔郑)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冉季(毛叔郑)的地位、师毛父所建立的功勋决定的。 
  通过哲多年的索隐考证,毛懿公的史实可以说基本清晰了。毛懿公是毛叔鄭次子,是《逸周书?作雒解》中周公“俾中旄父宇于东”的中旄父,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是“师旅鼎、旅鼎”中的器主旅。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旅,《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三公之毛公。哲先后作过《西周中旄父考证》、《师毛父簋曆日考证曁相关史实蠡测》等数篇考证文章,具体考证就不展开了。 
  综合以上所论,毛叔鄭次子既然曾有过盩伯毛的称谓,则其始封地在盩厔的立论亦是站得住脚的。成王时期的毛叔鄭(冉季)家族不光拥有南鄭这一带的大片土地为采邑,还拥有文王时期就食邑于古陈仓那一带的大片领地。冉季(毛叔郑)长子封于汭水而为芮伯。古汭水是指自千阳县流入渭河的千河,在古陈仓一带与渭水交汇。结合《氏族大全》所说,毛叔郑(冉季)胙土于长子芮伯的是千阳一带的领地,胙土于次子毛懿公的正是在盩厔这一带,故毛氏始封地在盩厔可以说是确信无疑了。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草  
  谨以此文纪念主席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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