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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毛父簋歷日考证曁相关史实蠡测
发布日期:  2018-08-27  访问量:    字号: [] [] []
简介:

  【内容提要】此铭文历日的考证,修正了前人断代的错误。同时也验证了古经文学家关于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的注说是对的。进一步为毛氏族考证出了先祖毛懿公受命为成王太师的准确年月日。也使得毛氏家族内流传先祖曾担任过成王、康王太师的说法有了实物佐证。
  
  【关键词】毛懿公,师毛父,成王,班簋,太师,毛氏,邓簋
  
  师毛父簋,不知何时何地出土,最早见录于宣和博古图录,盖为北宋王家宫廷旧藏。旧称周毛父敦,井伯敦。实物已失,或许是灭于靖康之乱中,所幸存有拓本和摹写本传世。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中亦有著录,唯其跋尾云:“此铭四十余字,所不识者一字而已(师下一字不可识)。”然博古图录显见已厘定为毛字,《金石录》通篇亦未见有称引该书者,是二人生平皆未曾见此书?抑或是此簋另有一只藏于民间否?  
  《金石录》将该器隶名为井伯敦,以器名从人的铜器命名原则来说,是稍有欠缺的,这也侧面反映了宋人对于毛氏姓氏研究的欠缺。然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反对宋人无事不征、无字不释的学术流弊,提倡这种阙疑待问的治学精神还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对于毛氏这一姓氏的研究,古今学者历来是茫茫然不可信说。至少在民国以前,学者对毛氏是文王嫡子还是庶子,封国在哪里,采邑在哪里,毛氏的传承世系如何等等,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谓毛氏封国在岐山扶风一带是出自近人杨宽说。  
  杨宽说:“《路史》说毛伯簋是刘敞得于扶风,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又谓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可知毛国当在陕西省扶风和岐山之间,今定在岐山县东南。”  
  而明人王夫之《尚书稗疏》说:“春秋犹有毛伯而随周东迁,非其旧地。安定有毛氏,则其国当在周京之西北也。”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在今河南宜阳县境,未详所据。  
  马融、王肃认为毛氏是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这一笔墨官司从汉打到了清,打了几乎千年之久,还是没个定论。北宋欧阳修将毛伯敦中的郑父错认为是典籍里的毛叔郑,事见《集古录》,然明显错矣。而郑樵认为毛氏出自毛叔郑,或又出自毛伯聃或毛伯明。古人对毛氏认知的陌生可见一斑。  
  在先秦历史研究中,毛氏之重要,历来被古今学者所忽视。前辈先儒受限于时代,缘于典籍史料缺载、地下出土文物之不足,导致对毛氏先周历史的不可追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近代学者巨擘如郭沫若、王国维、唐兰、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等,在《班簋》、《毛公鼎》等大量毛氏相关青铜重器于清代陆续见世以后,依然没有引发对毛氏研究的重视,在哲看来是一大憾事,于这些专家学者来说是错失了史学重大发现的机会。  
  哲可以放话在这里,如果说中华文明的根底主要是周文化,那么周文化的主干就是毛氏文化。以前哲就说过,毛氏先祖毛叔郑就是周文王幼子冉季载,他是西周王室成员里一个很有趣但又是扑朔迷离的人。哲将其称为“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说其重要,是因为若搞清了他的真实,那么西周现知的历史一小半需要重写。  
  毛氏贵为文王嫡系一脉,于西周典籍记载中,时而如龙飞九天般显赫,时而又如龙潜于渊般隐匿不显,与毛叔郑子孙世代被周王宠信,不断受封派氏有极大关联。  
  西周宗法制中,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而这往往与封土派氏制度相辅相成。故氏中分氏,异氏而同祖者比比皆是,维其受土分氏后,其后裔不再以原氏祖为祖尔。  
  然五世之内,血亲关系还在,断不会因兄弟子侄各受土分氏后则不算族亲也,故有五世始迁宗之说。这种名实相离之血亲族属关系往往将后代史家搞的头大,如司马迁对文王幼子冉季分姓派氏情形知之甚少,以一句“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敷衍了事,于《史记》中将西周至为重要的文王嫡幼子毛叔郑(冉季)世家付之阙如。  
  事实上,毛叔郑后代并非仅止于毛氏一族尔,如同周公旦、召公奭、虢公虢叔等家族一样,在畿内,其族裔因功勋不断被封土派氏,如周公之胤就有祭、凡、蒋、刑、茅、柞等氏族。而举毛叔郑而言,以哲之研究所得,简而言之,毛氏、芮氏、荣氏、南宫氏、南氏、武氏、郑氏、龚氏、潘氏、皇甫氏、于氏、樊氏、皮氏、曾氏、邓氏、嘉氏等皆毛叔郑之胤也。  
  而毛叔郑后裔毛氏一脉中,最为显赫而又不为人所知的是随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的毛伯得(毛伯聃,老聃),也即传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老子为孔子师,散王室图籍于民间,传经授教于涂山,开创了中华文明的诸子时代。功勋之大,足以照耀古今。  
  考稽古文献和出土金文,知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也。冉季载(亦称聃季、毛叔郑)因是周室大宗,有嗣祖守奠之责,故子嗣皆没外封东土,终西周二百八十一年间,均食采西土畿内,供职王室。自毛叔郑(冉季载)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可谓"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概因毛氏一族是文武懿亲,世代忠良保乂王家故也。  
  殆逢遭幽王之乱,平王东迁,毛氏族因本封绝灭,食采东土畿内向地(今济源),以至于毛伯卫替王求金被讥,毛伯舆与王叔陈生争政被嘲,毛伯得(老子)佐助王子朝争位被褫夺爵位封地。昔日文武周王懿亲一脉,竟沦为"荜门闺窦"之姓,以至青史淹没于黄土,司马迁公《世家》失记毛父叔郑(冉季载)一族,亦甚可哀也。  
  而毛姓得氏之来由,冉季缘何又称毛叔郑,与本文要讨论的师毛父又有莫大的关系。典籍中关于文王嫡幼子的歧名至少有三,一称冉季,亦称聃季,白虎通里称南季载。事实上,文王时,嫡幼子冉季采邑在古陈仓,即周人说的‘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之一的芮地。以邑为氏,称爯季载。此地为周文王时的祭天之所,粮仓所在(商人称亳,周人称仓)。爯,举也。周历王作胡簋,铭有“爯盩先王宗室”句,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有“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句,其中的“爯”皆指举办大礼。而冉季为文王嫡幼子,在祭祀周先公先祖时常扮演尸的角色,故取氏为爯,名至实归。  
  史实上,周先祖后稷就生于邰城。邰城是弃之邑,即现在的陕西杨凌示范区。前述周人所说的邰,指的是地域范围,大致是现在的周至、武功、眉县这一片。盩厔、邰城本就是周先人祖地,大致是周大王时期被犬戎夺走,故古公亶父“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邠是邰的衍写。在周公王季占据程邑(现扶风)后,周人逐渐收复了邰城、盩厔等周先人故土,并在盩厔建了周先公先祖庙。竹书纪年称: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王季被商王所杀后,文王继位。终文王去世,一直就住在程邑,金文里称京的就是。盩厔是文武二王式化之地,文王在盩厔一带留下很多足迹。  
  文武二王式化盩厔,至为重要的是在该地屯兵,故周师亦称盩师。文王时期,周师屯驻在古陈仓一带,由文王弟虢仲虢叔统领,主要防范西犬戎的侵扰。武王谋商前后,周师主要屯驻在盩厔一带,守护周先王宗庙和文王、王季墓地(在毕原)。  
  武王时期,周有三个王陵区,即西郑周大王陵,京郑王季、文王陵,南郑周先公先祖墓地。冉季家族也随之迁封于盩厔一带,在该地建有宫庙以守护王陵。因在邰城(宗周)以南,故称南宫。毕原的王季、文王宫庙称北宫,由毕公家族守护。自兹以后,冉季乃至整个家族被周人泛称为南宫。  
  周文王嫡幼子冉季是个非常聪颖的人,深受文王太姒之宠爱。周武王在灭商二年后病重时,曾找过母弟周公旦谈话,说他“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成员中,唯有汝(叔旦)和幼子(聃季载),大有智慧。”认为王位传递兄弟相继是最好的选择。告诉周公“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事见逸周书《度邑》篇。  
  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己的儿子。武王自知命不久,亦知成王尚幼,不堪大任,则有心谋划社稷传于母弟叔旦、聃季,是符合殷商传位制度的。  
  因为左传富辰有言文之昭十六国,武之穆四国,周公之胤六国,后人演绎出文王太姒有十嫡子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文之昭受封者实皆文王孙,非文王子也。又如武族“邘晋应韩”,受封的也是武王孙辈,非武王子辈。之所以造成误解,是因为后人对西周昭穆制度不够了解的缘故。文王为昭,则子为穆,孙为昭。武王为穆,则子为昭,孙为穆。所以富辰所言是概指文王之孙、武王之孙、周公之孙所受封国。 
  周公旦、康叔封为武王母弟,典籍里是明确有载的。如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不管这个王若曰是周武王还是周公旦,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康叔封确定无疑是武王母弟。而周公旦为武王母弟,前面所述《度邑》篇亦以表明,更是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出土铜铭中有周师旦鼎,铭曰:“隹(唯)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乍(作)周王、大姒宝尊彝,敢拜稽首,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其万亿年,永宝用享。(见《周师旦鼎》拓本)”此为周公为成王、太姒作宝鼎,事在周成王元年周正八月初一日(BC1044年7月31日)。亦间接表明了周公旦为太姒之子。  
  唯文王幼子冉季(左传作聃季),《左传定公四年》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耼季(爯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可见春秋时人是目聃季为武王母弟的。然春秋时人对周初的史实并不是那么了然,如周景王就曾责骂过身为晋国司典的籍谈居然不清楚晋国在周初受过王室赏赐之事。  
  杜预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也。显然杜以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中前八国之序,以为毛聃各有一国,则毛亦为武王母弟。此分析逻辑是不错的,结论却是不对的。书顾命篇毛公为司徒兼任三公之一,何可谓毛无官乎?而况左传中祝佗既然拿曹叔说事,则曹必为五叔之一,五叔自是指管蔡成霍曹,至于此五叔是不是武王母弟那得另说。  
  周公旦并不称鲁公,康叔封亦不称卫侯。典籍里确有“卫康叔封”联称者,迨亦不过是后人追述前代事时的史家笔法。应该说杜预乃至唐代以来学者概莫能明白文之昭指的是文王孙,非文王子,所谓“鲁卫毛聃”恐是“鲁卫毛芮”之字衍。鲁指周公长子伯禽封国,卫指康叔封子卫侯封国,毛指冉季次子中旄父封邑,芮指冉季长子芮伯封邑。皆指文王孙辈得封。  
  周人的大分封,古今学者中考释明白的并不多见。据哲多年考证,文王时期封地派氏主要是以母出不同而分;如虢仲虢叔为文王异母弟,同封于岐都郭邑,为“公侯干城”。如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冉季)同为太姒嫡子,为周室大宗,不外封,就食于岐都或程邑(京)。所以司马迁说康叔封、聃季因少未见封。实际上,武王、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冉季)同是文王继承人,类似英国王室的第一第二第三继承人制度,是不存在采邑的。故周公旦在成王元年还称师旦,不称周公。受命为冢宰后始称周公。  
  武王克商后,以原商纣王儿子的封邑庸(庚父之丘)封弟康叔封以侯殷遗民,叔封始称康叔。冉季因长居于南奠(郑)守周先公先祖庙,原亦称南宫。武王时为大祭司,克商后随武王上嵩山祭天后,武王封其爵为郑伯。(见毛公聃季簋)武王建国后,与成王来言,武王母弟旦、封、载皆其叔也,故有叔旦、叔封,叔郑之称。  
  克商后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逸周书《作雒解》说是武王建管叔于东(毛注:实为柬,字误。),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逸周书·文政》:“管蔡开宗循王。”孔晁注:“二叔开其宗族,循镐京之政,言从化也。”开宗,通俗点讲就是自立门户。管叔,史籍中亦称关叔。是因封于柬地而得称。柬,栏也,关也。管蔡本是同母兄弟,管叔年长蔡,分氏而为管。  
  《国语?晋语四》:“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韦昭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古今学者对管叔缘何“初亦为蔡”疑惑不解,其实若明白先周之前,诸侯邦君分封子嗣采邑多以母亲为别以类封,就可释然而解。管蔡者,非周武王母弟也,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在文王时代,兄弟二人就被分封到蔡邑(今陕西眉县蔡家坡),因食邑在蔡,故以蔡为氏称,或称蔡伯、蔡仲。 
  从“管蔡开宗循王”看,武王克商后,文王时期的以母别封地立氏的制度逐渐演化为兄弟间各自封地有氏的制度。也就是说伯仲叔季各为宗子,各有氏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祖随那个氏称?以文王子辈来看,这个尚不成问题。以文王孙辈来看这个就成大问题了。  
  从哲多年研究所得看,周人一般是遵循长子分氏于外,次子承继的制度。如管蔡,蔡伯分氏后为关(管)叔,蔡仲承继蔡氏为蔡伯。从管叔“初亦为蔡”看,管蔡与武王周公旦等并非同母。司马迁的《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哲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文王太姒嫡子,除武王外,唯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三人而已。周人是以母出不同而分家室,辨嫡庶。故而周武王灭商平天下,同为武王母弟的叔旦、叔封、聃季(叔郑)的地位要高于一般文王庶子。故叔旦承继周氏,为周室大宗伯,又为太宰。成王时周公又举康叔为司寇,聃季(叔郑)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实亲疏不同而已。  
  因管蔡启殷畔乱,周公平三监之乱后更是注重了嫡庶之辨。周公成王时期的大分封不光是为了藩篱周屏,亦出于有让五叔远离周王室权利中心的意思在内。至于召公、毕公留相王室,哲以为召毕二公虽非是太姒嫡出,盖亦或是太姒同嫁之媵妻所生。  
  古代陪嫁的多是侄女或妹妹。据说当年的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大女儿娥皇是舜的正妻,而二女儿女英则是媵。《诗经》有《鹊巢》篇,为召南第一篇。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鹊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来嫁于周,与媵俱来,诗人美之。”  
  前辈先儒一直搞不清召公的身份,多以周同姓而论。以《鹊巢》立召南第一而推测,召公应是文王庶子,为太姒同嫁之媵妻所生,地位远在五叔之上。 
  周人的派氏分封有个次第的过程,如太姒之子,武王得国为西伯,则无氏,叔旦承继了周氏。叔封、聃季若未成年,则依附周公为宗小子。成年后则自有采邑,各有氏称。如周公旦,成王时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君陈承继周氏与大祖同在畿内任职王官。而周公其余六子则依附为周公家族。如召公奭,长子克于成王时封于北燕为偃(燕)侯,次子承继召氏与大祖留在畿内任职王官,其余兄弟组成召氏家族。如毕公高,长子在武王时分封于黎,为楷伯。次子毕仲承继毕氏为作策毕公。毕公高其余儿子未封前皆以毕为氏。  
  从以上罗列姓氏分封情形可以看出,大祖一般在长子分封得氏后,随次子之氏称。且其余子嗣即使后续有再分封,得氏亦为它称,不再有递延的情形。如周公庶六子皆有国,周公之胤凡、蒋、刑、茅、胙、祭皆各为氏称。以上讨论的是周初分封的一般情形,但也有特例,这个特例就是冉季(毛叔郑)家族。 
  毛叔郑,典籍中仅见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基本一致,皆说在武王克商后举办的受天命革殷大典上,“毛叔郑奉明水。”大典仪式有个献祭上帝环节,有四人配合武王献祭,一是“毛叔郑奉明水”,毛叔郑捧着清水。“卫康叔傅布兹”,布兹就是草席,卫康叔拿着草席。“召公奭赞采”,赞采就是古代祭祀时臣子帮助君主拿着币帛等祭物。“师尚父牵牲”,师尚父姜太公牵着一头牛。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史官为何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谁捧水,谁拿草席,谁拿着币帛,谁牵着牛。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因为体现了参与者的地位。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祀”与“戎”所决定,也由“祀”与“戎”来标志。  
  助祭的四人里,毛叔郑、卫康叔,这两人是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召公奭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但师尚父是伐商首功之臣,亦是周武王之岳父,所以忝为末位。召公奭虽然比毛叔郑、卫康叔年长,但因其是武王庶兄,以宗法只能位列第三。毛叔郑、卫康叔并为武王母弟,但周人重幼子,认为幼子是家国的最后守祧者。故卫康叔虽年长却屈居毛叔郑之后,显然毛叔郑就是文王嫡幼子聃季。  
  在武王入社即位后,群臣毕从。众人瞩目中,我毛氏先祖叔郑公(聃季)捧着代表着上天明命的“明鉴水”第一个登场,后面紧跟着的才是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  
  哲每读至此,心情往往不能平复。其实司马迁公只要细究下去就可以推断出,毛叔郑就是文王幼子、武王母弟聃季,舍他无谁。然司马迁公对毛叔郑这么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人物,却不加详考,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照抄了《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后再无提及,再无提及,更别提写聃季世家或毛叔郑世家了,可乎?可乎?  
  哲以为,《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掺杂了后人的追记。如康叔封当时并未封迁于卫,所谓“卫康叔封布兹”的说法不是原始记录,是后人的追记。毛叔郑亦如此,或是东周时期整理王室书籍的后世毛族人特意标明了叔郑是毛氏先祖。“叔郑奉明水,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官的原始记载大致应如此,韵文郎朗,才符合当时的实录。  
  要说毛氏的真正得姓先祖,其实是《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毛注:东是柬的字误)”的中旄父。哲以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典籍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旅鼎、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旅,《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作雒解》周公呼亲侄“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带有浓重的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印记。从“仲旄父”到“叔旄”,从“叔旄”到“盩伯毛”,从“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从“毛伯”升爵为“毛公”,从“毛公”到再命为太师“毛父”,从“师毛父”兼任“司空毛公”再到成王“顾命六卿之毛公、太师”,直到康王十二年薨时谥号毛懿公,毛叔郑(冉季)次子的称谓变迁是有迹可循的。  
  哲以前就写过《西周“中旄父”考证》一文,文繁不具,不再引用了。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为何冉季(毛叔郑)随次子氏称,而不是次子随父之氏称的问题。其实班簋铭文已经给出答案了,只是学者未能注意到这点。  
  关于文王太姒嫡子孙的问题,以前可能受限于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缺失而争论不休。鲁、卫为周武王母弟自不必说,尚书写的很是明白。近代发现的《班簋》铭刻有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吾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
  班簋铭提到的毛公三年靖东国之战,史学界常常与周公平三监之乱后周公东征之事混淆。成王时期,是有二次伐东夷之战的,事在成王十三年。周公已经早二年前去世。此次伐东夷的王师统帅是冉季次子中旄父。也就是此簋中的师毛父。亦就是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毛公指挥的三年靖东国之战可谓是周王朝的立国之战,可与主席亲自指挥的抗美援朝之战相提并论。毛公三年靖东国,奠定了成康四十余年无刑错的安定局面。这份功勋之大,在当时的所有文王孙辈中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所以毛班说“文王孙亡弗怀型,亡克竞氒烈”,东夷之人“亡不成(仰)天畏(威),否(畀)屯陟。”  
  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班簋后曾指出:“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这个分析可以说是精辟的,毛本为畿内国,为伯爵,毛伯代替虢城公职位后始晋升为公爵。然哲以为,郭沫若先生未能将班簋与尚书顾命篇联系起来考证是一件遗憾之事。书顾命六卿三公中,召公奭、毕功高皆为文王子,唯有毛公以文王孙跻身于三公之一。这说明在毛公三年伐东夷功成后到成王托孤之前一定有成王升毛为三公之命。非常幸运的是,哲找到了,就是此师毛父簋铭。
  
  【铭文】隹(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格)于大(太)室,师毛父即立(位),丼白右(伯佑),内史册命,易(锡)赤巿(韨),对(扬)王休,用乍(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其)永宝用。  
  全铭四十六字(重文2),可谓是无一字不可释,这在古器铭中是非常难得的。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对此簋文字和器主族属背景等作专门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多见铜器断代中有所引用该器。陈梦家先生认为是龚王时期,唐兰以为是周夷王时期,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在周穆王时期。以上诸说哲并不认同,此簋乃成王器也。  
  铜器的王年断代。前辈学者归纳了许多断器方法,如器形类归法、书体风格判断法、铭文用字遣词法、歷日干支推溯法、铭文内容解读法等等。哲以为对铜器断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然器形类归法是依据器型或纹饰时代特征来判断的,相邻王年的时代特征并不会因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别。甚至周代铜器都有承继参考商代纹饰延用的可能,所以断代结论也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器形类归法造成王年判断错误的例子很多,书体判断法亦类之,故哲并不大愿意取用这两种方法。  
  相对来说,铭文用字遣词法倒会带有时代特征。文变染乎世情,一代自有一代文风。哲以往将其比作文字DNA,对铜器王年判断有较高的辅佐作用。如有学者将西周早期铭文中拜谢用语“赏”、“对扬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统计归纳,认为“对扬王休”的有无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一个断代的标准。在与赏赐有关的铭文中,有“对扬王休”的应在成王末年以后,无“对扬王休”的则在成王世。研读过后,哲认为该学者思路是对的,但结论或许需要稍修正。哲认为无“对扬王休”的多在武王及成王灭定东夷之乱前,有“对扬王休”盖自成王定鼎洛邑后即肇用。  
  成王时期,因为有周公长达七年的摄政,导致纪年确实复杂。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成王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也有成王亲政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毕命》歷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庚嬴鼎铭文歷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还曾以成王始庙(周公摄政四年)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实。而这些都与现有的成王间的记载高度的合榫合锲。彝铭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不容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成王器中几乎没王某年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周人自己也不好把握该年该如何称谓。  
  本来用铭文歷日干支判断王年是更为准确的方法,但因为前辈先哲对铜铭中月相的定义不清,对西周历法的理解错误,尤其受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在学术界荼毒太深,在铜铭歷日释解上走了不少弯路,也极大地影响了铜器断代研究的正确性。夏商周断代工程竟然进一步演绎成“月相二分说”,用以考订三代纪年,导致西周王年断代结论错谬百出,不忍卒读。 
  所幸哲已经厘清古之月相之真义,犹且明白考订了既生霸必在初五日,既死霸必在二十五日这一事实,由是铜铭、文献歷日遽然能知,王年断代游刃而解,月相定点说涤然而清,哲以前曾经说过,给你一个完整的铜铭歷日,你是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绝对年代的。  
  此簋铭亦一样,虽然没给出王某年的记录,但我们一样可以推溯出其记事的准确年月日。“毛父”之称,可谓是该铭的文字DNA。藉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在所有古代典籍中并无发现此类记载。遍搜出土铜铭一万多方(《金文集成》、《殷周金文及青铜器数据库》),唯《班簋》、《师毛父簋》、《邓簋》中共见。这说明师毛父和《班簋》铭中成王所称“毛父”是同一个人是无疑的。  
  值得一提的是,《邓簋》是2007年出土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遗址,而该遗址学者一致认为就是西周末年迁徙的芮国。铭文曰:“身皇剌侯迺/闭朕毛父用/辛祀,邓乍(作)为/宝,用  
  (享)于其皇/文且(祖)考,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用。”铭文首句比较难懂,哲用白话解释下:这句话意思是名叫“身”的皇烈侯和我祖“毛父”共同在辛日用祀。迺,乃也。闭,阖也。虽然“身”为何人尚不可考,但器主邓称其祖为“毛父”是无疑的,而“毛父”是成王时期的毛公专称。可推邓是师毛父子孙中的某个,派氏为邓。  
  哲在2003年左右就提出了书顾命中的芮伯、毛公是冉季(毛叔郑)儿子的推论,《邓簋》在梁带村芮国遗址的出土更是进一步左证了我的观点。盩厔有出土邓孟壶,郑登伯鼎,邓小仲鼎等多件青铜器,可见姬姓邓原生活在盩厔一带,盖是毛懿公(师毛父)之子龚伯的后代,周幽王之乱后随芮伯家族迁徙到陕西韩城。  
  郭沫若先生定班簋为成王器,这个论断是稍有欠缺的。而唐兰先生认为毛班是毛叔郑五世孙,与穆王同辈,定班簋是穆王器。这两位先哲的论断都是有问题的。哲以前就对班簋铭文作过考证,认为班簋铭中提及的史实是发生在成王时期,作器当在康王时期。毛班是毛叔郑的四世孙,是毛懿公(师毛父)的嫡孙。毛班在穆王前期就担任了三公之一,这个从新近发现的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篇里也得到了验证。 
  从以上分析得出,师毛父簋的年代只能是在成王世。具体发生在那年,我们可以通过铜铭干支求证它。不过推证前要特别说明下,这里不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狗屁结论。依据的是毛天哲自建的西周年表。哲先前已独立考证出武王克商年月日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成王元年在前1044年,成王去世日在前1008年5月1日。康王元年在前1007年。武王自克商后在位5年,成王在位37年。  
  师毛父簋铭曰:隹(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既生霸在初五,则朔日在甲午。通过张培瑜先生的《先秦史历表》查询可知,成王31年(BC1014年5月2日)为该表的六月初一朔日。因为有过去推溯成王去世日的经验,我知道张表的正月并不是真实的西周王正月。张培瑜先生的先秦朔日表是没问题的,但他将冬至日所在的农历十一月作为西周王正月存在绝大的问题。 
  西周王年所称月份实际是冬至日起算的,不是冬至日所在阴历月之朔日起算的。西周时期历法是阴阳合历,周之王年就是太阳历,以太阳回归年为一年终始。月分起始当是以冬至为月分起始点,类似夏正是以立春日为月分起始。如现行的农历(夏历)是以立春日起算为寅月,前一日皆归于丑月。周人以冬至日为年之始,则以冬至日始方操作数月也是符合逻辑的。冬至日之前一日实归于亥月。以子丑寅卯等序数名月,即周王年之一二三四诸月。百代皆用夏术,“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天皇伏羲氏有垂训:“厉起甲寅。”夏商周历法皆同,只是年之始日不同,故造成月建的不同。周正建子应该没异议的,西周铜铭历日皆用周正。以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为例,他是以太阴月之朔日划分月份的,以该表用来推溯比对文献和铜铭历日就会有所偏差,一般差一个月。  
  故哲在该表的七月、八月见检索,又得BC1014年7月1日为朔日甲午。为夏正丁卯年丙午月甲午日。后五日正是戊戌日,因周正夏正之间差15日一个节气,则该日恰在周正六月(巳)内,所以BC1014年7月5日正是该铭历日所在。  
  此銘中的师,不是后世的乐师,也不是西周中后期出现的师氏。成王年间的師,乃是太师之谓。如师旦,师尚父,皆是指太师职。早期周王室军队主要是盩师(亦称周师、王师)。成王末期,在盩师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毕师、镐师、豳师、商师、洛师,号称西六师。  
  在班簋铭中,毛伯更虢郑公服,已然称毛公,此铭称师毛父,显然是成王命其为太师职,升为三公之一。所赐“赤巿(韨)”是命服。摹写本为赤市[芾],通释[赤韨]。铭实为莆。莆,说文曰尧时瑞草。哲以为赤芾,是命服之赤色蔽膝。以尧时瑞草[萐莆]作纹饰,故初从艹,后从革,后亦从丝,[芾莆韨黻黼紱]等字皆通。《礼记·檀弓上》就记载说:“周人尚赤。”  
  此铭佑者为丼伯,乃周公四子,第一代邢伯。周王册命时所担任的佑者多为受命者亲族或上司,此铭以丼伯为佑者,体现了周人亲亲的原则。周公旦死于成王11年,周平公(君陈)死于成王21年。盖当时邢伯是周公家族里最为年长者。邢伯家族本封于畿内,后又有转封于河北邢台为邢侯(见邢侯簋),从师毛父簋铭历日在成王31年看,邢家转封邢台大致应该在康王初年。  
  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是毛叔郑,这个是不对的。大概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以为冉季(毛叔郑)在武王灭商时尚小。史实上,武王十二年灭商,在位5年而薨。成王在位37年。文王去世距康王十二年有66年之久。而冉季(毛叔郑)不可能是文王去世前才生。周公平三监之乱时,命中旄父宅于柬,已然证明冉季(毛叔郑)次子已成年。则冉季(毛叔郑)在文王去世时亦已经成年。以师毛父簋铭看,冉季(毛叔郑)在成王31年前已经去世。不然三公之太师一职不可能会让师毛父受领。  
  书顾命篇是解开文王幼子冉季载(毛叔郑)谜团的绝好记录。王国维《周书顾命考》说:“古礼经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古典者,惟此篇而已。”他是以研究周代礼制的角度着眼的。哲以为,只要理清了顾命篇中的人物关系,则能理解西周二百八十年的王权执政为何一直在周召毛毕家族手中掌控,且主要在毛氏家族手中。 
  正如汉儒所说,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汉儒以毕公为太师,从师毛父簋看,则毛公为太师矣。因《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师、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汉儒又曲解成“此篇以召公为先者,三公命数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贤者,任之重者则在前耳。”实际是毛公是文王孙辈,太保奭、毕公高皆文王子辈。周人重尊尊亲亲,故毛公虽以太师之重,王族之亲居三公末位。  
  文王幼子冉季既任过司徒,亦任过司空。在书顾命中,司徒职为芮伯受领,司空一职为毛公受领,故推芮伯毛公皆为冉季之子也。在《康王之诰》中,“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此处芮伯以司徒之职能与太保共同向康王宣成王遗命,却没三公之一的毛公什么事,盖因芮伯是毛公之兄也。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懿公(冉季次子中旄父、此簋铭的师毛父,书顾命篇的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郑)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聃季(毛叔郑)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郑)家族为重。  
  冉季(毛叔郑)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冉季(毛叔郑)的地位、师毛父所建立的功勋决定的。  
  由以上综合分析可以得知,文王嫡幼子冉季,也称毛叔郑。早先居盩厔(南郑)守护盩先公先祖庙。周人泛称为南宫家族。武王灭商后,冉季长子南宫伯达封于千阳,得氏为芮,称芮伯。成王时期。冉季和次子中旄父随周公平三监之乱及东征有功,周公命中旄父宅于柬(管地),代管叔。因冉季和武王上嵩山祭天时被封为郑伯,故管地后亦称郑地。因冉季乃文王太姒嫡幼子,太姒不忍心让幼子奔波于东土危险之地。故召回冉季父子回故地盩厔南宫,冉季次子中旄父则食邑盩厔,为盩师统领,在盩厔练兵,称盩伯毛。成王十三年东夷又叛,成王命盩伯毛为毛伯(避盩师之重名,以字为氏),更虢郑公服。率王师征伐东夷,三年靖东国。成王三十一年,再命毛公为太师职,为三公之一。冉季幼子则承继南宫氏。  
  有趣的是在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带着周典籍逃奔楚国,追随者中就有南宫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并不觉得有啥,然对当时的南宫氏来说,自身是清楚知道毛氏是自己的血亲,是大宗。  
  以周代分封得氏情形看,次子氏称一般遵循随大祖的惯例。文王幼子冉季在武王时被封郑伯,时人称叔郑。因次子中旄父得氏为毛,故而亦称为毛叔郑。这在周初分封派氏上是一个特例,也无非是因毛公伐东夷三年靖东国的莫大功勋使然。哲甚是怀疑中旄父的得氏是由父亲冉季(毛叔郑)亲自隶名的。爯,去手即为冉也,加草即为芮也。冉同冄,说文曰毛冉冉也。冄的金文半分就是金文毛字。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元节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历代毛氏族先祖
 


个人简介 
  毛天哲,原名毛耿方,字子玠,号慎堂,又号知非。曾用网名笔名为毛天哲、毛怀楚、毛子玠、海天一色等,以网名毛天哲称著于世。北宋於潜令毛国华后裔,浙江金华人,审计专业毕业。平生嗜好读书,惟性喜文史研究。懂计算机,能写诗,会填词,互联网早期文学社团“朝夕文学社”发起人,中华毛氏联谊研究会理事、先秦历史及毛氏文化研究学者。  
  毛天哲早年间即仰慕“甲骨四堂”之学术成就,自号慎堂,窃欲追比先贤也。其毕生浸淫于三代史学研究,在铜铭歷日释读、王年断代、古文字训诂、甲骨金文隶定、周代文化、姓氏研究(尤以毛姓为著)等方面颇有造诣。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多有新得。其考证论定毛公鼎之年代在夷王时期,可纠郭沫若定宣王器之谬。其考证释定毛公鼎器主名为歆或屖,与出土铜铭中懿孝夷時期的宰屖父、伯屖父为同一人,是历宣时的司徒毛公仲山父之祖,亦是宣幽时期太师、卿士毛公皇父之祖。这一结论,古今学者从未涉及,可谓是首发凿空之功。尤其是他考释了古之月相既生霸、既死霸唯在月之初五、廿五日之定点结论,纠谬王氏月相四分之说,可使铜器断代不再误入歧途,大有功于学界。  
  毛天哲是最早的一批互联网网虫之一,早年间是互联网活跃人物,常混迹于天涯、清韵、网易论坛等,与麦田、新潮鲁迅、如影等知名网友都有长时间的纠葛交集。
  
  主要贡献  
  毛天哲从事三代史学研究数十载,是最早提出周正是以冬至日为年首、月首的学者,认为所谓三正并不以朔月为首,而是以平气而分。这有助于正确厘清三代歷法真实,有助于文献、铜铭的古歷研究。尤其他提出的古之月相既生霸、既死霸唯在月之初五、廿五日之定点结论,可纠王国维月相四分之误,又补刘歆、俞樾以来学者月相定点论之缺,学术价值可比肩前贤。 
  在其自身学术涵养下,其考定周武王克商年月日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的结论,虽与国家级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大相迥异,但其说不可忽视。尤其是其考证论定周成王去世于公元前1008年5月1日(周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个结论,历代学者尚无人涉及。另毛天哲还提出了诸如《周书毕命》是成王之诰而非康王世作品的观点,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也即书顾命中毛公、芮伯、南宫三者之父的论断,以及考辩得出老子就是随王子朝奔楚之毛伯得(老得,老聃,乃一音之转)等等独创新说,可为学界参考。
  
  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古之月相定点说跋论》、《毛公鼎铭文籀释考论》、《毛姓由来与图腾假说》、《何为龙?能者,龙也!——破解中华龙文化的起源秘密》、《再论毛公鼎的年代曁器主名释读》、《“天皇伏牺氏皇策辞”真伪考证及重构》、《“战国楚帛书.甲篇”补释考论》、《班簋(毛伯彝)再考释》、《两周毛氏族源流序》、《毛氏西河郡望考》、《大小盂鼎历日考证兼谈“年、祀”之不同》、《师毛父簋歷日考证曁相关史实蠡测》、《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为皇父七人佞臣说翻案——兼考皇父即幽王时毛尚书》、《老子就是毛伯聃》等等,并自集有【史海蹑踪】、【朝夕杂谈】、【听风随笔】、【圭鉴录】系列文章及个人诗词作品近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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